入世将给中国法治带来强劲而全面的冲击和推动。为了与WTO规则接轨，首先是对国内现有经贸方面的法令“立、改、废”，即废止过时的，修改与WTO法相冲突的，新立一批中国缺少的法律。这项实体法工程初步估计涉及法律达2000件以上。未来10年至15年内仍要继续这项工程。

    就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这两个直接约束中国的法律文件而论，起码在程序法方面还有两项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则。

    第一条原则，法律执行的“透明”问题在上述两个文件中，中国已作出承诺：只执行那些已公布的，关系到或影响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或者外汇管理的“法律（laws）、规章（regulations）及其他措施（othermeasures）”。

    换句话说，凡未经公布的“法律、规章及其他措施”，不得执行。一般说，公布后等待一段时间听取评议，再作执行。当然，凡涉及“国家安全、汇率或货币政策” 等，自当例外。这项规定，就是WTO法律中著名的“透明”（或透明性transparency，常易误译作“透明度”）原则。

    这里的标准用词“法律、规章及其他措施”的结构逻辑表明，“法律、规章”也是一种“措施”，除它们外还有“其他措施”。在WTO的法律词典里，“措施”是广泛指带有不同程度法律性的举措，是个含义很宽的词。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8条“定义”说，“‘措施’指一个成员方采取的任何———不论以法律、规章、规则、程序、决定（decision，含司法裁决）、行政举措（administrativeaction）的形式，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措施”。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贸易规章的公布与执行”里，也有“任何缔约方实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决与行政裁定，应迅速予以公布”的规定。

    总之，决不可把“法律、规章及其他措施”简单地只理解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至于“其他措施”的含义究竟有多宽，犹待在今后司法实践中认定。

    就中国现状而言，仅做到公布人大常委和国务院院务会议所制定的法律与规章，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看到，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已习惯于通过内部“红头文件”下达政策、法令以及“措施”。

    这种封闭或半封闭性内部文件，不仅中央一级包括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各部委办下发，上行下效带动着省市地县（区）以及它们下属的厅局处科也都层层照发内部文件指导工作，发号施令。少数情况下，仅靠首长批示就可将“措施”作出变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透明的运作方式已相当根深蒂固。人们希望，入世后中国将出现一个政清法明的新景观、一个稳定可靠的国内法律环境。

    第二条原则，司法审查问题在《入世议定书》里，与“透明”并列而且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程序规则：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这个程序要求，对上述“法律、规章及其他措施”的执行，为了能迅速加以审查，中国要设立或指定“法庭”。这种“法庭”（tribunal，或译作“审判单位”）要独立于负责执法的行政机关，并与之无实质利害关系，以保证公正审理。还特别强调了外商或本国个人有向司法机关上诉的机会与权利。

    这个规定，再加上前段“透明”包括了公布司法裁决（decision）的要求，对中国司法机关目前状况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似乎是目前正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这里除制度上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法官的素质。要培养足够的熟悉包括WTO法在内的国内经贸法律、并能灵活熟练运用的法官。他们能作出有说服力法律解释，严密的论证与推理，写出合格的裁决文书。而这决非短期所奏效的。相对地说，集中有限优势人才，选择一部分法院专门设置审经贸官司的庭或法官组，倒是可以考虑的对策。

    我们相信，作为中国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界，将作出WTO所要求的公正审判，出现典型案例频出的新气象。

    赵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