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焦点

■反对派观点

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过去的惯例，不允许转播报道法庭的程序。

——时任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

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否则，摄像机休想进入我们的法庭！

——大法官苏特

最高法院是特别的地方，而保持其特殊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维持多年来既存的隔离状态。

——退休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

■支持派观点

最近几年，大法官出镜概率越来越高。包括苏特在内的所有大法官都接受过C-SPAN的采访。既然大法官们频繁在电视屏幕上露面，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甘心躲在幕后，安全理由早就不成立了。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

会与未来的同事们沟通，“分享自己在庭审直播中的体验”。

——新任大法官索托马约尔

2010年2月，美国新泽西州费尔利厄·迪克森大学“民意项目”的研究者对1002名登记选民进行了电话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对最高法院的庭审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将更有益于民主。

在此之前，C-Span（公共事务电视台）也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希望摄像机进入最高法院。与民意风向相对应的是美国各大报刊、杂志2009年陆续发表的数十篇社论，内容全部是呼吁最高法院开放庭审，允许广播、电视进行转播。《洛杉矶时报》一篇社论甚至公然调侃大法官：“大法官阁下，别害臊了，对着镜头笑一下吧！”《公正报》社论也感慨：“司法分支以种种托词保护自己，难怪美国人民很少有人能说出2位或3位大法官的名字，更难怪社会大众都不知道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到底在忙些什么。”可以说，自1989年之后，就庭审直播问题，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新一轮“民意”施压已经开始。

“审案又不是演艺事业”

其实，早在伯格法院时期，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坚决要求把摄像机挡在法院的大门之外。态度最为强硬的，恰恰是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他曾质问提出庭审直播要求的媒体：“审案又不是演艺事业！有什么好播的？”1981年，当一个摄像人员企图尾随他到电梯口时，伯格面带愠色，还向对方抡起了拳头。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年，最高法院在钱德勒诉佛罗里达州案（Chandler v. Florida）中，一致宣布，如果庭审直播没有影响到刑事被告人公平受审的权利，被告人不得以庭审被转播为由，要求推翻有罪判决。代表全体大法官主笔判决意见的，正是沃伦·伯格本人。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各大广播公司仍在争取对最高法院的庭审进行直播。在他们看来，同是政府三大分支，既然国会辩论、白宫例会、智囊团会议都已允许直播，最高法院为什么要一直跟媒体较劲？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最高法院始终对摄影机进入法庭说“不”。1989年，传媒巨头们终于说服大法官，请他们观摩摄像机如何直播。媒体希望向大法官们证明，科技已经足够发达，直播不再需要打灯、牵线、更换底片，完全可以悄无声息进行，不会干扰他们审案。然而，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还是拒绝了庭审直播的请求，他说：“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过去的惯例，不允许转播报道法庭的程序。”

受钱德勒案鼓舞，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各州法院相继对摄像机敞开大门，并将是否允许直播交给主审法官决定。目前，50个州已允许庭审直播，只有马里兰、缅因、德拉瓦3个州只允许转播民事庭审。联邦法院中，第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允许直播庭审。在这一大趋势下，联邦最高法院仍然大门紧闭，委实有点说不过去。为表明司法公开的态度，最高法院开始在庭审之后，将言词辩论记录全文发布在官方网站上，所有判决意见也可在宣判后第一时间在网站上查到。此外，每个开庭期末，法院会将相关录音磁带、判决副本交国家档案馆保存，供公众复制、查阅。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大家不是想知道庭审内容和大法官们的意见吗？听磁带、看记录、读判决就可以了，何必非要在电视上看9个老人如何审案？

“我知道，这是非常自私的”

事实上，关于摄像机能否进入最高法院，法律或庭审规则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所有的障碍，都来自现任大法官们的态度。这些大法官中，只有斯蒂文斯大法官赞同庭审直播，其他人都在各种场合表示过反对意见。格外重视个人隐私的苏特大法官曾在1996年放言：“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否则，摄像机休想进入我们的法庭！”他的口头禅是：“最高法院不是美国娱乐产业的一分子！”肯尼迪大法官也说过：“媒体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赶出这个环境。但是在法庭里，我认为传统就是如此，我们不能让外界的事务使人分心，而且我倾向于这么说，我不希望摄像机出现在法庭内。”

大法官们不明说原因，人们就只好自己揣测了。1994年，美国法庭电视台（Court TV）主播福瑞德·葛拉罕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成为人们分析大法官心理的主要依据。葛拉罕说，通过与部分大法官的私下交流，以及对退休大法官进行访谈，他发现，最高法院之所以禁止电视转播，源自两种本能反应：保护个人隐私权、维护最高法院的神秘形象。比如，罗伊案判决意见的起草者，布莱克门大法官退休前，有中午绕着最高法院大楼散步的习惯。楼前广场上，常常聚集着大批反对堕胎、抵制罗伊案的抗议者，这些人举着“弹劾布莱克门”的标语，喊着“绞死布莱克门”的口号，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绞死的人，正在人群里笑眯眯地探头探脑。布莱克门后来对人说：“如果没有直播，我就能到处散步，而不怕被人们认出来。我知道，这是非常自私的。”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大法官头顶上的“光环”，多少来自他们与一般群众的隔离。大法官们习惯躲在幕后，避免大众将他们与浑浊的政治混为一谈。1992年，伦奎斯特曾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表示，如果某些大法官没能在镜头前好好表现，摄像机可能会损害“最高法院的神秘感与道德权威”。大法官都是终身制，没有必要靠曝光率延长任期，相反，如果真在庭审时失言或失态，反而有损本人名誉。退休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也对葛拉罕说过：“最高法院是特别的地方，而保持其特殊性的方法之一，就是维持多年来既存的隔离状态。因为电视上看不到，所以它的特殊性得以增强，而大部分的法院就并非如此了。”

然而，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74%的受访者认为直播不会损害最高法院的神圣与庄严。许多法学家认为，与限制一般刑事、民事案件的直播相比，最高法院的庭审禁止直播，恰恰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没有证人，也没有陪审员，不存在暴露身份，引发人身威胁等问题。此外，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非常特别，既不涉及事实认定，又没有什么血腥、惊悚或低级的题材可供炒作。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最高法院决定着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堕胎权、持枪权，以及公共场合宗教表达，庭审本是最好的法治教育机会，可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无缘目睹它的庭审过程，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此外，最高法院的许多判决意见将成为先例，对全国法院都有指导意义，作用与国会立法差不多。既然国会参众两院的立法辩论都可以全程直播，大法官们为什么不可以？

“你们并不甘心躲在幕后”

在美国国会，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算得上最高法院庭审直播的“铁杆推动者”。从2005年起，他就一直提议由国会出台制度，对最高法院的庭审直播进行规范。尽管斯佩克特争取到部分参议员支持，但相关提案始终无法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肯尼迪大法官一度因此被传召至国会作证，他直言不讳地说，国会要是做出这样的规定，将是对“三权分立”原则的践踏。

不过，作为前司法委员会主席，斯佩克特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发现，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以及年轻大法官的陆续进入，大法官们的态度已逐渐松动。金斯伯格大法官就曾说过，她不介意摄像机进入法庭，就怕“大家觉得庭审冗长无趣”，以后不愿再看。

由于斯佩克特在司法委员会工作，每次有新大法官接受确认听证，他都会问新任大法官对庭审直播的态度。2005年，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被问及此事时，回答说：“我对摄像机进入法庭并无成见，关键是尊重同僚们的意见。”2009年7月，斯佩克特又在苏特的继任者，新任大法官索托马约尔的听证会上，就最高法院庭审直播询问她的态度，索托马约尔的意见也是模棱两可，她说：“这件事值得深入讨论。”事实上，索托马约尔之前任职的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允许庭审直播，她并不排斥摄像机进入法庭。更重要的是，她随后坦承，自己会与未来的同事们沟通，“分享自己在庭审直播中的体验”。

2009年11月，斯佩克特在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逐一驳斥了大法官们反对摄像机进入最高法院的论点。斯佩克特说，由国会制定庭审直播方面的立法，并不算侵犯司法权限。历史上，国会本来就有权调整大法官人数，规定最高法院开庭期始于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一，设定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范围。既然这样，为什么就不能管管庭审直播的事呢？

接下来，斯佩克特陈述了最高法院应当开放庭审直播的理由。首先，庭审直播最坚决的反对者，戴维·苏特大法官已经在2009年6月退休。过去，其他大法官之所以反对庭审直播，主要是为了照顾苏特的感受，现在可以自由表态，无所顾忌了。其次，大法官们一直以怕被太多人认出，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庭审直播。但是，最近几年，大法官出镜概率越来越高。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与斯蒂文斯已接受过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采访，金斯伯格接受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CBS News）的采访，布雷耶上过《福克斯周日新闻》，斯卡利亚、托马斯被CBS的《60分钟》采访过。更重要的是，2009年10月的“最高法院宣传周”中，包括苏特在内的所有大法官都接受过C-SPAN的采访。斯佩克特嘲讽说，要么就压根别上电视，既然大法官们频繁在电视屏幕上露面，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甘心躲在幕后，安全理由早就不成立了。

为加强说服力，斯佩克特还以2009年10月新成立的英国最高法院为例。该法院成立伊始，就向社会宣布，为了让公众了解本国司法体制，理解“大法官在法治社会的关键作用”，将允许电视、广播对庭审过程进行直播。在斯佩克特看来，连保守的英国人都有这个觉悟，美国最高法院为什么做不到？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斯佩克特说得没错，对最高法院的庭审进行直播，确实利大于弊。从长远来看，直播也有利于增进一般民众对最高法院的了解，明白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对法治社会的意义所在。但是，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以及它的保守传统，注定它在顺应社会、科技的变化方面，要整体落后于时代发展。违背众多大法官的意志，强行规定让摄像机进入法庭，本身就是对司法权威的损害，也是对最高法院的冒犯。因此，斯佩克特也承认，就算参议院接受他的观点，也只能通过一个有倾向性的决议，而不是一个具有强制力的规定。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在网络时代，大法官之所以赢得尊重，靠的是他们的良心与智慧，而非“教宗”式的神秘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让大法官们在摄像机镜头前审案，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最高人民法院 何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