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化解方式，以其便民性、主动性、亲和性和情理法共融性，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大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一枝花”，其成功经验和做法也为西方国家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RD）”所吸收。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人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调解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性，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化，各种规则不完善，诚信环境的缺失等因素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纠纷大量出现。如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发挥人民调解优势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做些探讨。
　　1  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耐心疏导，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目前人民调解组织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农村村委会、城市居委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二是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是企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四是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2  人民调解制度的重要意义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诉讼、仲裁等强制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以下显著优势：
　　2.1 人民调解符合我国国情、民情。人民调解作为诉讼外解决矛盾纠纷的制度，符合我国“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文化理念，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
　　2.2 人民调解有利于“双赢”及维系当事人良好关系。人民调解在调解员的主持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纠纷当事人分歧逐渐靠近，找到兼顾纠纷当事人权益的方案，使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调解协议，充分反映当事人的权利和意思自治，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感情上的对立，有利于当事人维系良好关系。而在诉讼、仲裁过程中，法官、仲裁员作出一个双方当事人一致满意赞同的裁决几乎是不可能的，诉讼、仲裁在解决纠纷的同时，也容易使当事人产生对立、不满的情绪，破坏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容易造成案结事未了。
　　2.3 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人民调解组织贴近群众，调解形式多样，调解免费，对当事人来讲，调解方便且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基于双方自愿的原则签订的，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协议基本能履行到位。可以有效克服诉讼、仲裁周期长、程序烦琐、花费较大、执行难等弊端，使有限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很好缓解法院的压力。
　　3  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人民调解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人民调解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3.1 调解机构庞杂，层次较低，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调解主要靠其威信和嘴皮子，调解员通常采用“情、理”以及“和稀泥”的折中调解，对于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已经很难适应。
        3.2 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强调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而忽视了纠纷当事人个人的微观利益平衡。部分矛盾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为达到其诉求采取聚众围堵、上访等过激行为，为维护社会稳定，调解员会不惜运用权力等手段加以干预向对方当事人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妥协，从而达成协议。这种协议背离“自愿公平”原则，甚至有的认为调解是一种“人治”手段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也使人们对调解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3.3 人民调解协议存在效力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于2002年9月分别颁行了《关于受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这两个规定对调解协议的效力界定为民事合同，赋予调解协议一定法律效力，但在实践在仍存在问题：一是调解行为达到的调解协议等同于当事人一般民事行为之下所形成的民事合同，人民调解员和普通的中间人没有区别。二是调解协议常常是以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为前提而达成的，协议本身可能不是一种公平的结果，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权的尊重。如果把协议定性为合同，有可能导致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主张显失公平而诉诸法院要求撤销，致使调解工作陷入尴尬。所以把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合同，大大削弱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并影响人民调解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
　　3.4 人民调解缺乏激励机制。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案件不但没有任何补贴，有时反而要倒贴一些交通费，调解过程经常加班加点，人民调解员仅凭责任感进行调解工作，调解成功与否与调解员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无法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4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4.1 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尽管各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组建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但乡镇、街道实际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由司法所承担，村（居）主要为分管综治“两委”成员承担。司法所除承担本职的九项工作以外，还要承担综治、信访、重点项目征地拆迁、挂点村（居）等工作，职能多、任务重、人员少的现状很难适应调解工作的需要。建议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增加人员编制，设立2-3名专职调解员从事调解工作，对专职人民调解员要采取每月给予一定岗位补贴或者根据调解的案件数量和质量给予一定办案补贴，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专职调解员建议实行准入制度，调解员要通过国家统一的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实行持证上岗，方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或者从妇联、工会、退休法官、律师里选取优秀人才。
4.2 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程序的衔接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创设了委托调解制度，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强调建立和完善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上述文件为创立人民调解与司法程序的衔接，给人民调解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4.2.1 建立诉前委托调解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窗口”，负责诉前调解。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的，立案庭应先予以登记，并征求当事人是否同意接受人民调解。如果同意接受调解，立案庭暂缓立案，并由法院向人民调解组织出具书面委托涵，随涵移送相关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复印件，并写明委托调解案件的期限，防止久调不决。调解成功的，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不再进入诉讼程序，也可以按撤诉方式处理。当事人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由法院立案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出具调解书。对于调解不成功的，法院委托调解行为视为法院已经受理案件，出具委托涵时间视为受理时间，原告无需第二次起诉，即可进入诉讼程序。如果双方当事人到场调解但调解不成的，法院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申请，立即转入开庭审理程序，双方进行辩论，防止给当事人赞成讼累。另外还可以试行对一些特定纠纷，如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关系纠纷、小额财产权益纠纷、邻里纠纷等明确规定为“诉前强制调解案件”，起诉前须先经调解，否则法院不理。
　　4.2.2 建立诉讼内委托调解制度。即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成功的，由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由法院依法审理。
　　4.3 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当前仅仅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民事合同的性质，难以督促当事人及时、积极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实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为推动人民调解更好地开展，应有条件地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一是在人民调解协议中增设违约金条款，对于当事人拒不履行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就要接受违约金的惩罚。二是由法院审查赋予强制执行力。对于一方当事人拒不改造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将该协议送交所在地基层法院审核，经审核调解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由审核法院签名盖“法院”章，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经法院核定后当事人不得就该事件再行起诉、告诉或自诉。经法院核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民事判决或调解书具有同一法律效力，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力。三是运用经济制裁的方法促使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如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而提起诉讼，在判决结果低于原调解结果10%情况下，提起诉讼的一方必须负担对方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四是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可以通过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由于自愿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经公证证明产生强制执行力。五是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支持。
　　4.4 建立联动机制，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随着基层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和复杂，很多跨地区、跨部门的矛盾纠纷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调配合解决。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协调的，信访、综治、公安、法院及相关部门单位参与的矛盾纠纷联调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相互协作，统一受理、调处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做到有机结合。
　　寻求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方式，构造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大化节约社会资源，已成为当今整个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人民调解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理想选择，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必将会加快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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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艳芳：《论人民调解的法制意义及效力重构》，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
　　[3]汤唯建：《关于制定社会调解法的思考》，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
　　[4]瞿  琨：《社区调解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