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黑龙江省森工林区不断发生周边农民毁林开垦案件，给国家森林资源造成了很大破坏。虽经司法、执法机关的打击，但毁林开垦现象却屡禁不止，案件仍然时有发生。以某林业局为例，仅2009年，就发生多起毁林开垦刑事案件，而够不上刑事案件的普通毁林开垦林政案件就更多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固然有周边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和受利益驱动的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在对毁林开垦犯罪行为的罪名认定上墨守成规、机械教条，造成对被告人的量刑过轻，从而降低了打击的效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我们就以2009年某林业局发生的几起毁林开垦刑事案件为例。

2009年5月间，某局施业区周边农民林某雇佣张某、王某在国家禁伐区毁林1.73公顷（25.9亩），立木蓄积585株近236立方米。同月，林某又雇佣佟某在禁伐区毁林8.87公顷（73.1亩），立木蓄积836株近297立方米，造成木材经济损失127535元，林木损失13937元，林地损失47775元。2009年6月，农民张某雇佣郭某、王某在国家禁伐区毁林0.21公顷（3.1亩），立木蓄积90株近16立方米，原木出材量12立方米；造成木材经济损失7103元，林木损失1258元，林地损失2015元。

仅在两个月，在同一林场施业区就发生了三起毁林开垦事件，可见犯罪分子的气焰之嚣张。同时，仅林某案就给林业局造成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然而，作为案件主犯，林某最终仅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多次参与作案的郭某、王某仅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刘某、张某在逃）。

判决结果明显地让人感到，对犯罪分子的处罚过轻。林某等被告人给国有林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失，严重影响了生产经营秩序，但对贾某、郭某、王某等人的判决却比较轻，应该说是罚不当其罪，与其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没有体现出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这样，就难以有效地震慑犯罪分子，遏制毁林开垦犯罪行为的一再发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案件的定性上，办案人员机械套用刑法第342条，把案件定性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因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以占用农用地的数量为量刑标准，所以，无论是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还是审判机关的判决书，均未体现出给国家财产和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破坏）。

依据《刑法修正案（二）》的规定，把林地纳入了农用地的范畴。而事实上，林地包括了有林地、疏林地、宜林地、浅沼泽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等许多分类，比单纯的农田划分要复杂得多。林地与农田的价值是不同的，而不同种类林地的价值又相差悬殊，如有林地价值远高于宜林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有林地地上附着物（如林木）的价值，而且体现在其生态、环保价值。同时，林木又分成多种。占用林地通常比占用农田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毁林开垦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毁林开垦犯罪行为一概地、机械地依照刑法第342条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处罚，是难以有力打击、遏制毁林开垦犯罪行为的。

是不是对于毁林开垦犯罪行为就只能依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呢？当然不是的。司法机关完全可以依照刑法理论和相关规定，以其它罪名定罪。因为，犯罪分子的目的行为是开垦即占用农用地，但是其毁林的手段行为同时就可能触犯其它罪名。由于法律或司法解释未有依何罪处断或数罪并罚的规定，这样，依据刑法牵连理论，对毁林开垦犯罪行为完全可以依照牵连犯罪从一重罪处断，而不仅仅是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

《退耕还林条例》第62条规定“退耕还林者擅自复耕，或者林粮间作，在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范围内从事滥采、乱挖等破坏地表植被的活动，依照刑法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滥伐林木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1年10月1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几个问题的解答》（此解释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中规定，如果毁坏他人所有的林木进行开垦，改变林地用途，未达数量较大，或者未造成林地大量毁坏，但毁坏林木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对于毁林开垦犯罪行为，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以外的其它罪名定罪，是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渊源的。

那么，对于毁林开垦犯罪行为，究竟以什么罪名定罪更符合法律事实，更有利于打击犯罪呢？笔者以为，毁林开垦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毁坏了林木；有的既毁林又非法占有木材；有的占用、毁坏林地的数量较大；有的尚未达到数量较大等等。因此，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有关法律为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对于占用、毁坏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而没有毁林行为或毁林较少而不构成其它罪，但占用、毁坏林地数量较大而触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或者虽然触犯两个罪名但依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处罚较重时，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2、对于占用、毁坏林地未达数量较大的标准，但毁坏林木并占有木材数量较大，即以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3、对于占用、毁坏林地数量较大，又占有木材数量较大，可以认为是两个犯罪目的，实行了两个犯罪行为，符合两种犯罪构成，是两个罪，可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盗伐林木罪数罪并罚。

4、对于占用、毁坏林地数量不大，但毁坏林木数量较大，从而严重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的，或者是既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量刑标准，也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量刑标准，且依照破坏生产经营罪处罚更重时，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处罚。

5、如果占用、毁坏林地数量不大，但毁坏林木数量较大，且毁坏的林木是属于“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其它林木”，则构成滥伐林木罪。若犯罪行为同时触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和滥伐林木罪，且依照滥伐林木罪处罚更重时，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具体到林某案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上出于开荒种地这一“其它个人目的”；犯罪客体是生产经营秩序，客观上以毁林这一“其它方法”破坏了林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森工林业企业不同于普通的生产流通企业，它不是象其它企业一样生产工厂化产品；正在生长的林木也不同于普通的产品，它是有生命力的正在成长的产品。对于森工林业企业来说，养护林木就是一种生产经营行为，毁坏了正在生长的林木，其实质不是毁坏普通财物，而是破坏林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无论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均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犯罪构成。因为林某没有占有木材，故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因其所伐的是国有林业企业的林木，故不构成滥伐林木罪。

《刑法修正案（二）》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对林某如果按照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因本罪最高刑期为五年，故将受到较轻刑罚。而依照破坏生产经营罪定罪，因本罪最高刑期为七年，况且贾某毁林数量巨大，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属于情节十分严重，应在三至七年间处罚，故依照牵连理论应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此案中的张、王均属破坏生产经营罪的共犯。在张案中，因造成的损失较小，可直接定性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此时的张、王属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共犯。因此，对郭、王可数罪并罚。

如此，才能使刑罚的适用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毁林开垦犯罪行为，保护林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不受破坏，国有财产不受侵犯，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不受损害。

相关法律解释包括一些论者认为，对于改变林地用途，未达数量较大，或者未造成林地大量毁坏，但毁坏林木数量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毁林开垦行为，可依照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笔者以为不大妥当。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是以“故意毁坏财物”为主观犯罪目的，而毁林开垦的犯罪目的是“开垦”，而不是“毁坏财物”。同时如前所述，正在生长的林木不是普通财物，而是林业企业生产经营所指向的对象，让林木生长也正是林业企业生产经营的一种方式。因此，毁坏了林木不是毁坏普通财物，而是如同毁坏机器设备一样破坏了林业企业的生产经营。

 黑龙江省东方红林区基层法院 余新英 吕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