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惊讶地看到日本首相鸠山今天宣布辞职，官方理由包含了内政外交的原因：内政方面主要是政治献金问题，外交方面主要是冲绳普天间美军机场迁移承诺未能兑现。外交方面的原因还进一步导致执政联盟的社民党推出，削弱了民主党的执政基础。根据日本的宪政体制和政党政治的惯例，鸠山的辞职也可在情理之中。我所关注的并非涉及内政腐败的政治献金问题，而是围绕美国普天间机场而产生的日美关系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我认为，尽管出于内外压力，但鸠山的辞职还是显示了鸠山本人在政治上的真诚，即对政治承诺无法兑现时主动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政治家“责任伦理”的体现；作为辞职核心理由的美军普天间机场问题，则构成现代日本的无奈，是其国家主权的耻辱，民众之抗议与政治家之庄重承诺所折射的乃是日本伴随战后崛起而逐步要求恢复完整之国家主权的不懈诉求，但却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是围堵中国的地区战略产生冲突。鸠山的真诚与日本的无奈，是日本重新回归亚洲、通过自身的主权重塑及区域参与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博弈博弈阵痛，这方面运作的基本要点在于去美国化和中日和解--中日和解在以区域国家集团为基础的新国际政治时代日益成为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共识，但日本基于主权诉求的去美国化却可能遭遇到严重的阻力和反弹，因为日本的去美国化将直接破坏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经历最大牺牲之太平洋战争而奠定的“东亚看护者”地位及围堵中国的地区战略利益。鸠山之辞职是新日本主权政治诉求的一次重要挫折，但日本政治家与民众对主权意识下的“去美国化”将不屈不挠，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未能有效消解国家主权概念，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将日益尴尬。无论新首相是谁，鸠山的主权诉求事业不会中断。

　　我想首先谈谈政治家的伦理问题。关于政治家的伦理，古典时代自然是强烈的德性诉求，西方是“哲学王”标准，中国是“仁政”。近代以来，西方对政治家的伦理要求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马基亚维里《君主论》中阐述的“狮子般的威严”与“狐狸般的狡猾”，由此开启了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科学的时代；中国则长期处于儒家式的“仁政”范式之下，变化不大，直到毛泽东确立了接近马基亚维里的政治家伦理标准，即“虎气”与“猴气”的结合。在20世纪，德国人韦伯面对德意志民族的落后状况，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慨然提出政治家的伦理标准，即“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重申了西方古典政治家伦理中的德性内涵，后者确立了政治家行动的责任意识，其中包含理性意识和责任自觉。我觉得鸠山的辞职所折射的大致对应于韦伯式的政治家伦理，其“信念伦理”对应于日本的主权诉求，其“责任伦理”对应其外交努力以及失败时候的责任担当。我觉得韦伯是真诚的，他期望德国出现“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完美融合的大政治家，虽然德国历史上出现了希特勒并因此造成灾难，但韦伯的诉求对于当时的德国显然不仅是真实的，更是真诚的。德国总统最近因为不当言论而辞职，我觉得不过是他说出了真诚的话而已：德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是为了德国自身的战略利益。类似的话美国总统几乎天天在说，但不会有人不满或压力大到需要辞职。德国的结果是因为二战之后德国一直处于国际主流政治之外，尽管因其总理的惊人一跪和德国在欧盟进程中的作用而出现了主流化的趋势。日本也一样，至今还很难谈论完整的国家主权问题，北有“北方四岛”归属问题，南有“冲绳美军基地”问题，西有与韩国、中国的海上岛屿及资源争议，这些问题多多少少都于其主动挑起二战并败于二战有关，最突出的是与美国在东亚建立的超国家权力有关。在此背景下，越是真诚的日本政治家，越是充满韦伯式的信念与责任感的日本政治家，越是洞悉到日本的主权诉求与民族尊严的日本政治家，由于基于历史罪责仍在承担二战后果以及基于现实原因无法挣脱美国的东亚权力线，其政治的创新点和失败点都只能在于日美关系之上，其政治上的悲情也大抵出乎于此。

　　再谈谈日本的主权意识。两年多以前，一名日本宪法学家访问北大法学院，在讲座中反复纠结于二战后日本的建国日期问题，坚决不承认战后日本始于1946年的和平宪法，而是始于1952年的同盟国对日和约，当时陈端洪教授曾感叹于日本宪法学者对主权问题的执著，这与许多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主权作为宪法问题的正当性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和平承诺”是否确实基于“日本人民”的政治决断？这在制宪权理论上至关重要，但战后的特殊情形决定了“日本人民”不可能有自己的决断，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处于美国的“军管”阶段，“和平”更多是同盟国（其中不乏日本侵略的受害国）的诉求。日本学者因此否认“和平宪法”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日本右翼势力逐步利用了这种“和平宪法”的非宪法属性（是否基于人民的真实决断）并鼓吹日本的重新军事化，但普通日本民众对于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珍惜与诉求也是非常真实的情感，要对二者加以分辨。一国之主权意识根源于该国之民族共同体的同胞之爱与集体生存感，即所谓的民族意识，这是国家稳定的最深刻历史文化基础，在政治正当性和政治效能上优于哈贝马斯基于欧盟政治整合而提出的、有意淡化文化背景的“宪法爱国主义”。作为单一民族，日本的这一基于民族意识的主权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更加强烈。冲绳岛民的反美示威是一种代表性的象征行为，主要理由也许并非表面化的安全（避免被美国强奸）和噪音（飞机起落的声音污染）问题，而是日本民族伴随战后崛起而逐渐强化的主权意识。在这种日渐强化的主权意识面前，美军的继续存在显得不合时宜，而日本政治家与民众“去美国化”的持续政治努力则日显正当，并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前已述及，去美国化和中日和解已经成为日本政治家的内心信念，因为他们日益认识到明治时代大启蒙家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促成了日本的现代化并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的真实主题是“脱美入亚”，在中日和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建设新亚洲，通过主权重塑和区域参与建设新日本--这是日本未来的正道，也是“鸠山”们的信念与动力所在。日本的转向产生了与中国地区及国际战略的共振效应，中国肯定会在各个方面推动中日和解与合作的发展。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对于日本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与单一民族体，如果不适当给予主权与国际政治地位上的尊重，将很难发展共赢的外交关系，也很难推进区域整合与全球竞争。从和平主题来看，世界日益全球化，但具体进程中却遇到很多暧昧吊诡的现象，比如区域化问题：到底区域化最终有利于全球化还是不利于全球化？这个问题并不简单。1944年，法国思想家科耶夫曾在致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中提出了以天主教文明为核心构建“新拉丁帝国”，对抗英美的新教帝国和苏联的东正教帝国，这是“民族国家帝国化”的战略思想，注意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辩证性（“帝国--民族国家--新帝国），其中很多提法与设想为欧共体及欧盟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对于中国的国家战略显然也很有启发。

　　面对这次“鸠山”辞职引发的政治家伦理与主权意识问题，我看到的是鸠山作为新生代日本政治家真诚的一面以及日本作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无奈的一面。“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除了在不断的纪念活动及影视剧中反思日本侵华罪恶并始终保持民族自强不息之精神的同时，还应该在国际政治上成熟起来，根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实需求，立足区域整合的领导者角色，推动中日和解与合作作为新亚洲崛起的区域政治基础，并对日本政治家及其民众的国家主权和区域参与的诉求给予积极的理解、尊重与回应。日本精神中有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也不乏我们值得记取的经验乃至于教训，日本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每次在国内的影视剧中看到日本资深特务乃至于普通日本人为征服中国竟能长期潜伏达数十年之久，而且不乏子承父业者，我在咬牙切齿之际，却不得不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我们研究日本当然不是基于侵略目的，但作为中国地区性崛起中必须容纳的一个要素，我们对日本的研究、了解和理解显然还很薄弱。其实无论基于何种目的，我们都需要更深地了解和理解日本，尤其是其近现代的历史经验与精神流变，以补养我国的自强之道。

　　2010年6月2日于湖南星沙



【作者简介】
田飞龙，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