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踏上回家的路，咋就这么难？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病从口入，不只是卫生问题，更是良心问题。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堵车，让城市居民更痛苦。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非诚勿扰”非常呈现“拜金女”。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戏说历史，新《三国》后来居上。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本报记者 邓媛 实习记者 谭心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