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5月10日《经济参考报》)。

　　数字是抽象的，感受却是主观的。当很多社会问题借助公共事件不断撩拨正义与良知的时候，我们分明还是听到了一种断裂的痛感：譬如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穷孩子与富孩子之间很难基于先赋与后赋的公平原则合理流动，社会分层日益固化，“龙生龙凤生凤”，社会垂直流动呈现单维特征；譬如社会财富配置显现出鲜明的权力化色彩，土地、资源、资本成为搅动财富大盘的最大庄家，与之对应的是，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

　　类似的问题具体到经济社会中，就出现了“暴利而狂傲的开发商”、“骄纵而冷漠的富二代”、“毒素满地的自由市场”等舆论标签。表面看，是金钱生病了，还病得不轻，于是开出的“药方”多在分配体制上，公众更是将呼之欲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视之为纾解社会问题的琼浆甘露。客观地说，贫富的症结自然是分配上的问题———比如在一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劳动者三者的分配比例失调，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迟滞，直接的后果就是“干得多拿得少”；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以至于出现教育4%目标跨世纪地难以实现等悖论；加上三次分配还是雏形，慈善捐赠等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也十分有限。

　　底线是怎么失守的？这不是读几次道德经就能回答的问题。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等国的实践更警示我们，这一阶段尤其应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隐患。要降低社会矛盾的“燃点”，缩小或起码控制住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既有赖于分配制度发力、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更有赖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共同捍卫那些基于公平正义原则之上的温情的、脆弱的社会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