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社会法与性恶论
发布日期：2004-07-12 文章来源： 互联网
过去我曾撰文指出，“性（心）恶论”是西方法治的逻辑起点。换句话说，西方人是根据人性（心）为恶的假设来设计法治的，公法主要体现的是对国家权力的不信任，私法主要体现的是对一般社会个体（自然人与法人）的不信任。那么，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济法，以及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的社会法，与性恶论有无关联呢？我认为两者是有联系的。具体说，经济法和社会法主要体现的是对特殊社会个体-市场主体的不信任。
西方人最早对市场主体是持信任态度的，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是市场主体的行为特点，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势必会使市场主体勤奋工作；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愿望一定会引导市场主体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一切市场经济活动调整得井井有条，政府的职责仅仅是“坐山观虎斗”、当好“守夜人”、做好“裁判员”。
然而，近代市场经济运行两百年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的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第一，市场主体实力的悬殊容易导致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的不公正。强大的销售方与弱小的消费者，世界“500强”企业与中小企业，颐指气使的雇主与渴望生存的雇员，如无外力支撑，很难实现公平交易和竞争。第二，市场主体能力的差异势必带来竞争结果的不平等。贫富差距如无外力干预，势必演变为两极分化。第三，市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往往会冷落社会公共利益，环境污染、滥用资源等过度竞争行为难以避免。
人们在享受市场机制益处的同时，又要吞下市场机制弊端的结果。“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的人的本性，再次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市场主体的行为中和市场竞争的结果里！
无奈之下，人们就搬出经济法和社会法来替天行道、主持公道了。
如果说民商法是允许亿万市场主体在法定范围内各显神通，去创造最新技术，夺取最佳业绩，以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那么，经济法则是利用国家强制干预，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制服市场主体的“兽性”，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不被遗忘或吞噬。经济法大体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创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环境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这类法律是为了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防止以强凌弱的事情发生。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如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物价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计划法、国家财产法、国库法、税法、外汇法、经营稳定增长法、国民生活安定法等，这类法律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制止市场主体的过度竞争行为。三是国家促进重要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如农业法、电力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等，这类法律是为了保障国家产业结构的平衡与提升，克服个别市场主体的短视行为。
社会法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减缓或消除竞争结果不平等的法律。它主要包含三部分：一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失业保险法、事故保险法等），三是社会救济法。显而易见，社会法主要用来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的生存利益，体现的是现代法治关爱弱者的情怀。它要求我们既不要杀富济贫，也不要嫌贫爱富；既要正视一定范围内差距的合理性，又要防止差距无休止地沿着两极分化方向奔跑。
人类是从兽类演化而来的，它不仅在盲肠之类的生理构造方面拖着兽类的尾巴，同时在七情六欲方面还与兽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牵连。记得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性不断克服兽性的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现代法治就是从外部（行为）截断、防止人类兽性泛滥的一道闸门，现代道德、宗教则是从内部（心灵）根除人类兽性勃起的片片药剂。有人说我们搞法律的人心理比较阴暗，但这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心理比较阴暗”的指责，我只能坦然说上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