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巧合，我的法律博客在某年的六月六日———一个“六六大顺”的日子里开通了。尽管是巧合，我却仍然为此而感到一丝喜悦，因为它寄托了我———一个庶民的理想。我想，一个庶民对于“吉利数字”这样的寄托当是无可厚非的，哪怕是其出于对“吉利数字”的崇拜与迷信亦未尝不可。
　　谈及“吉利数字”中蕴含的“吉利文化，中西方似乎颇有共同之处的。例如，中国人喜欢“8”却不喜欢“14”，因为人人都想着要“发(财”)而不“要死”。这样的文化甚至还带点地域特色。例如，杭州人特别不喜欢“62”这个数字，因为这在杭州方言中音同“鹿儿”，这可是杭州人的一句“土骂”，要不得。杭州电视台曾播放过的一个笑话是：一对外地来杭的小情侣各自挑选了一件上面印有数字的“文化衫”，没想到一个挑中了“6”，另外一个挑中了“2”。小两口好不得意，穿着文化衫招摇于杭城各景区，未曾想有好事者将其公诸于电视台中，于是凡看到此新闻的杭州人均为之兴奋不已。另外，杭州现在的电话号码据说都不带“62”这两数字的。而西方人据说不喜“13”这一数字，似乎是与耶稣基督有关。
　　凡此，皆一庶民之喜恶罢了。未曾想，近年这样的文化亦传至政府官员之身上，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有报道云：浙江的一名副厅级干部，将祖坟迁到了新疆天山脚下。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通过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
　　我们不妨设想：倘若您在山东泰安，某日得知规划部门决定要将某国道横穿于水库之上，您能猜想这样的行政决定是出于何种考量吗？正确答案是：因为某领导想建一座桥以提升他的官运。阁下即使聪明如“一休哥“，我敢保证您是很难获得正确的答案的。此等行政自由裁量权，果真是“自由”得可以，甚至可以说自由到极致了，因为连迷信都可以作为裁量的基准了。
　　美国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的一句话：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法，那它又是什么呢？此论断果然极为精准。然而，在我国的行政权运作体制下，我们又该如何控制自由裁量权呢？答案也许就在于行政权运作体制本身。当“长官意志”失去了宪法和法律对其的控制之时，其异想天开也就不足为怪了。
吕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