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传媒报道及司法实践看，实施了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在侦查阶段一旦被认定行为时有精神病，就被公安机关“无罪释放”。精神病人“犯法无罪”是社会上通行的观点，由公安机关将精神病人“无罪释放”也是惯常作法。这种认识和作法既不合法，又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对此，笔者认为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移送起诉。
一、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犯罪、无罪及刑事责任的规定来看，罪与非罪有明确的界限、犯罪与刑事责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1、关于“罪”与“非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规定，犯罪是侵害社会正当秩序和权利的行为，其显著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处罚性。该特征由刑法分则描述与规定的，刑法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特征、处罚尺度和标准皆有规定。因此，任何人，不管其性别男女、年龄大小，是正常人拟或是精神病人，触犯了这些规定，都应当认定其行为是犯罪行为。
行为后不认为是犯罪的唯一例外是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即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刑法的这些规定为正确区分犯罪和无罪划定了明确的界线。
2、关于犯罪与刑事责任
为避免行为人再次犯罪、惩罚肇事者和警示他人，刑法规定了追究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处罚。但是，犯罪行为的应受惩罚性是应然的，实际上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不要判处刑罚，尚有其他考量。因此，犯罪通常与刑事责任相联系，但并不意味着犯罪后必然有实际的刑事责任承担。
基于设定刑事责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行为人再次犯罪，刑法对那些适用刑罚无法达到该目的的犯罪行为人，不要求其负刑事责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为此，刑法设定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除此之外，对精神病人等特殊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也作了特别规定。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从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的人，无论其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还是精神病人，刑法只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或者不予刑事处罚，并未排除其构成犯罪。故此，对于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不应当认为其“有病无罪”，更不应当将其简单地一放了之。
二、对精神病犯罪嫌疑人应当移送起诉
实践中，一旦确认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人，公安机关随即撤销案件，有条件的将行为人移送强制医疗，更多的是由公安机关径自“无罪释放”，而不移送检察机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加害行为人不能得到符合社会公平正义标准的审判和惩罚，被害人在心理上得不到慰籍；将行为人放任到社会，将会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险。并且，这种作法也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后，一般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判决。在这一程序中，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查清犯罪事实，收集提取指控犯罪的证据。侦查阶段所谓的“犯罪事实”是指，由何人在何时、何地基于何原因为了何目的实施了何种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后果。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由犯罪嫌疑人实施、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由检察院审查后最终由法院判定的。侦查阶段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只是程序上的认定，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没有终局的确认权。因此，公安机关只要在实体上查明了上述案件事实的各要点，在程序上就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即使公安机关怀疑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病也应移送。
三、以精神病为辩护理由不应由控方提出
实践中，常常发生公安机关主动申请司法鉴定，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的事例。但是，精神病作为一种辩护理由，应当由辩方提出，而不应由作为刑事诉讼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提出，尤其不应当由公安机关提出，理由有三：
其一，尽管刑事诉讼法有鉴定及侦查中撤销案件的规定。但侦查过程中鉴定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情即案件事实，而根据上述案件事实构成，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属于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撤销案件则是指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不应当主动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精神病申请司法鉴定，也不应在鉴定确认为精神病后撤销案件。
其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辩护存在于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阶段，因此，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代理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公安机关没有查证的义务。
其三，只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基于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检察院或者法院才可以请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判断其刑事责任能力。并分别由检察院依法根据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决定，由法院做出有罪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或者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其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此外，作为刑事诉讼中控诉一方检察院，不仅不应主动提以精神病为辩护理由，在辩方提出“精神病”的辩护理由时，也只有解释和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身心健康的责任。这种理解与国际上通行的作法也存在一致之处，美国部分州在诉讼中只要有人提出被告人有精神病，政府便负有证明其健康的责任（也有一些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把证明被告有病的责任加在被告人一方）。
四、触犯刑法的精神病人的处理
根据以上理解，对于任何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据正常程序在侦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对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者代理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应当告知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院提出，或者在法庭审理阶段向法院提出。
检察院依据被告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可以延请专家对被告人实施违法行为时的以及审判阶段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和鉴定。经鉴定，如果被告人在触犯刑法时确实患有不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时，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作不起诉处理，交由专门的精神病院比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检察院也可以根据相关证据，解释、证明被告人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然后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庭审理证实危害行为人确有精神病时，应当判决被告人行为触犯刑法，基于其精神状况免予刑事处罚，交专门的精神病院比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凡因触犯刑法而收治于安康医院或者其他精神医疗场所的精神病人，应当实行免费治疗。检察院、法院、精神病鉴定机构三方应当协调设立专责小组，对该场所收治的精神病人的治疗效果及精神状态进行定期评估。经评估认定某精神病人确实痊愈、不致再危害社会时，方可准许其回归社会。
在我国的香港地区，法院对于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也是根据情况将其收押于惩教署下设的一个高度设防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精神失常的刑事罪犯及危险凶暴的囚犯，均在这中心接受精神治疗。并且，该中心有精神病专家适时到访，为法庭评估犯人的精神状况。在澳门地区，倘若犯罪嫌疑人被证实精神有问题，法官会依据其精神失常状态及所犯事实的严重性，命令将其收治于康复场所、治疗场所，其所处状态同样是失去自由，其境况不比监狱好到哪里去。

朱家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