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来看，在现有的量刑规范下，法官是如何量刑的？比如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什么情况下判三年零六个月?什么情况下判五年？赵廷光教授认为?不排除法官“估堆”的可能，“如果不是估堆，请法官们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得出结论的，是根据什么样的公式计算得来的”。所谓“估堆”量刑，是根据个人经验和以往案例，在法定刑限度内对犯罪人随意适用刑罚。而根据赵教授的计算方法，可以取一个法定刑中间线，以此为量刑标尺的第100个刻度，如具有从重情节，则往第101个刻度上走，得出相应的刻度值和刑期；反之，若是遇到从轻情节，随之往第100个刻度以下走。这把“量刑标尺”共有200个刻度，也就是说，法官在量刑时，其自由裁量权被限制在从此刻度到彼刻度之间，权力范围缩小了，而不是取消自由裁量权。
至于为什么是200个刻度，赵教授说，只是为了计算上的方便，如果有人认为35或75个刻度更理想，也未尝不可；引进“量刑标尺”方法，旨在简化计算过程。他以前走过不少弯路，其中包括用高等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刑期，最后发现，量刑所需的数学方法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数学水平。通过加减乘除量化积分解决的不仅是量刑规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有效遏制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去“权力寻租”。甚至，它对解决“情节逆向竞合”问题也是一剂良方。“情节逆向竞合”，即是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既有从重情节也有从轻情节。有法学家提出，针对上述问题，应采用先从重后从轻的方法来量刑。赵廷光教授对此深感不解：这与二者相抵消有何不同？按他的理解，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从重情节可以打5分，而从轻情节可以打4．5分，一相抵消，剩从重0．5分?按这0．5分量刑即可。
按“分”取刑，还有两个重要前提：区分量刑情节与定罪情节以及模糊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显然，定罪要求衡量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量刑则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如犯罪人的犯罪前行为与犯罪后行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中都有可能包含着从重从轻情节，至于哪些是法定情节哪些是酌定情节并不重要，既然二者都对从重从轻有影响，就应受到公平对待。
对于赵廷光教授来说，他所做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让罪与罚相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当我看到贝卡利亚的这句话时?眼前随之一亮，这也是我从事量刑规范化研究的出发点。”（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