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于1995年以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刑期自1995年9月2日起至2003年9月1日止。2002年10月14日，法院根据刑罚执行机关的建议对赵某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从假释之日起至2003年9月1日止。在假释考验期内，赵某因吸毒触犯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于2003年2月10日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于2月13日向作出假释的法院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书。2月20日，法院对赵某作出撤销假释决定。

　　　　　　　　　　　　　　　　分歧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一致认为赵某在假释考验期内的行为违反了行政法规，但不构成新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应依法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但就赵某在撤销假释后刑期如何计算，即如何理解“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方面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公安机关监督，所以，假释考验期是犯罪分子从假释时起到完全恢复自由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仍是在执行刑罚，而不意味着刑罚已经执行完毕，只是执行的方式方法和场所不同。因此，撤销假释后，对赵某收监执行的刑期即“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为撤销假释之日起至假释考验期届满之日止。按照这种理解,对赵某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当自2003年2月20日至2003年9月1日。

　　第二种意见认为，假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提前释放，是一种以保留对被假释者执行剩余刑期的可能性为手段，使其在社会上改恶向善的制度。假释考验期内，被考验者虽然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但这毕竟与执行刑罚有着本质的区别，“考验期”不是“执行期”。因此，撤销假释后的实际执行期间，即“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应为作出假释之日起至原刑期截止之日间的期间，即从2002年10月14日计算至2003年9月1日，等同于假释考验期的长度。

　　　　　　　　　　　　　　　　分　　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按照第二种意见，对赵某收监执行的刑期长出第一种意见认定的收监执行刑期约4个月。可见，两种意见的分歧对赵某人身自由的限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种意见冲突的焦点表面在于对何为“未执行完毕的刑罚”的理解不同，实质则是对假释考验期的性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即“假释考验期”是否属于“刑罚执行期”。

　　假释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承载着我国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刑罚政策。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由此可知，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即犯罪分子通过一定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对自身的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并有认罪服法、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态度和行为表现。

　　刑法第83条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10年。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计算。第86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假释，依照本法第70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可见，假释是一种有条件的提前释放，只是在考验期内保留执行未执行完毕刑罚的可能性，考验期不是刑罚的执行期。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被假释罪犯继续进行教育改造，使其严格约束自己，改恶向善，重新做人。

　　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处理，将考验期当作刑罚执行期，不计算在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之内，那么自假释之日起至撤销假释之日止的时间就成了一种“无条件的减刑”。这显然有违假释考验期制度设立的立法原意，不利于对被假释者的教育改造，使其有恃无恐，钻法律的空子。假释制度也会因此失去应有的价值。此外，假释裁定既已撤销，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就应溯及到最初，使假释归于消灭，实际执行原判决。原判决实际应执行的刑期，不能因曾经历假释而缩短，但如果按第一种意见处理，实际上减少了原判决确定的刑期。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赵某在被法院撤销假释前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期间应在“未执行完毕的刑罚”中予以折抵。

　　最终，法院对赵某作出了撤销假释的决定，未执行完毕的刑罚按第二种意见计算，从2002年10月14日计算至2003年9月1日，并将公安机关对赵某处以的10天行政拘留期间从上述期间中扣除。

向国慧　庞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