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与王某自由恋爱一年后决定10月8日登记结婚，因逢国庆，二人与双方家长商议先于9月底举行结婚仪式，遂两家共同设席宴请亲朋好友及两人各自单位领导、同事，规模甚是浩大，原定9月30日于女家设席，10月1日于男家设席，均由李某订约于酒店。10月1日，发现王某不辞而别，后来才知王某实际已于10月2日与其前男友胡某同到南方并于10月8日登记结婚。李某痛苦不已，又深感在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前颜面尽失。女家婚宴及相关活动实际支出为李某30000元，王某1000元，李某家长10000元，王某家长10000元，男家婚宴订座定金5000元依约已被没收。另婚宴已收礼金120000元。李某认为王某欺骗其感情，又感心力交瘁。诉于法院：第一，要求王某和胡某负担上述费用的全部；第二，给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

   【分歧】

    新娘逃婚造成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合同行为，可以把双方关于“结婚仪式”的约定中与婚宴有关的财产部份的内容，看成有关财产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并且是在婚姻成立前履行的合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侵权。一方的名誉权、财产权，因为另一方的不诚信行为造成损失，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而应当赔偿，并且精神损害是显然存在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双方关于仪式、宴会的商议决定，并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犹如别人宴请朋友，朋友先前答应，后又爽约。这种爽约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违约责任，当然也不构成侵权，尽管可能造成别人的财产损失。

   【管析】

    妥善处理好本案，其前提是要厘清诉讼请求中的费用之成分。

    第一，按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10项的规定，本案的性质应当是婚约财产纠纷。按照我国的民间风俗，订婚男女往往会有一些财物往来，一般是男方要向女方本人或家属下聘礼，即婚约的解除必然会引起一定的财产纠纷，其争议的标的是与婚约有关的财产关系，不涉及解除或维持婚约的人身关系，因此法院应予受理。按照《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李某请求返还“彩礼”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因此，第三个观点不能成立。另外，这个“彩礼”的返还也不是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是故，这个部分也不能按照合同关系处理。

    第二，对于“彩礼”的认定问题。9月30日于女家设席的费用，如果是由李某承担的话，就应当把这个费用视为“彩礼”；如果是李某垫付的话，不能视为“彩礼”，自然由王某承担，按照一般债权债务（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处理即可。（男方家长的金钱损失，亦同）

    第三，“男家婚宴订座定金5000元依约已没收”的损失，我国《婚姻法》不支持。但是，《德国民法典》第1298条第1款第1句规定，解除婚约的订婚人要向特定的人（比如另一方订婚人的父母等）赔偿其因出于对婚姻的期待而支出的费用，或者是为此负担债务所产生的损失。如果是因重大原因解除婚约，赔偿义务即不产生（该条第3款）。就本案而言，“男家婚宴订座定金5000元”显然是李某的出于对婚姻的期待而支出的费用，且因为解除婚约而产生了损失，而王某方解除婚约并没有重大理由，故王某应当承担该项费用的损失。

     关于这个损失的救济方式，还可以寻求合同法或者侵权法上的途径。从本案的性质上看，李某和酒家的合同关系（并非否认这个损失的存在）应当与李某要求王某的婚约财产纠纷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李某要求王某承当婚宴定金的请求权基础在合同法中难以寻找，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这个损失是否受侵权法保护呢？因为它是纯粹经济损失，所以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权）”范围（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是间接损失而持反对意见）。本案明显不符合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即李某不会因此而遭遇他人在社会上对其贬损之评价，不能支持李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2项）。因此，也不能适用侵权法。

    需要说明的是，胡某不能成为本案的当事人。

喻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