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系某县教育局分管基建的副局长。2000年该局兴建职工宿舍楼，某建筑公司经理钱某多次找到王某，希望能承包该工程，王某表示可以考虑。同年10月20日，钱某到王某办公室将1万元钱送给王某，王某拒收。但是随后谈话中说自己曾因儿子上学，借过王某的好友、另一建筑公司经理刘某的8000元钱。钱某当即表示愿意替王某还掉这笔钱，王某未置可否。10月22日，钱某送8000元钱给刘某，刘某问怎么回事，钱某因和刘某也是好友，就说清了原委，告诉刘某，自己本是想为承包工程送钱给王某，但王某说曾借你8000元钱，暗示自己替他还了这笔钱。刘某当即打电话给王某，称“王局长何必这么客气，不用这么急着还钱。”王某则说借钱当然要还，刘某遂收下了这笔钱。2001年1月19日，王某在局长办公会提议采用议标方式决定由谁承包宿舍楼工程，并在议标时力主由钱某承包，使钱某最终获得该工程的承包权。

    本案中王某构成受贿罪是没有争议，但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刘某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且他收受钱某送的8000元钱只是实现自己的债权，并非获得非法利益，所以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是：刘某构成受贿罪。理由是：在主观方面，刘某明知钱某是为了承包工程有求于王某。而替王某还款，知道自己接受钱某的8000元钱会导致王某接受贿赂行为的发生，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帮助王某接受贿赂的主观故意。从钱某的转述中，刘某得知王某有希望自己接受这笔款项的暗示，在此后与王某的通话中，双方又对此有了主观上的意思联络，因此刘某与王某有受贿的同谋行为，具有接受贿赂的共同故意。在客观方面，从形式上看，刘某是接受了钱某替王某履行的债务，实现了自己的债权。但是实质上，由于刘某明知钱某的还款是送给王某的贿赂款，其接受该款项是帮助王某共同完成了接受贿赂的行为，是一种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刘某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根据刑法理论，在共同犯罪中，不具有特定身份人可以参与特定身份人的犯罪，而构成共同犯罪的共犯。在本案中刘某作为王某的债权人，是实际接受贿赂的人，且其明知钱某是行贿，而收取钱某代替王某履行债务所提供的财物，属于帮助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但刘某虽然是贿赂财物的直接接受者，由于他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是在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前提下的接受财物，所以他接受财物的行为就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从而也就不可能是受贿罪的实行犯。从刘某在本案的作用看，他通过接受钱某的还款，帮助王某完成了接受贿赂的行为，客观上也使王某接受贿赂的行为具有了伪装，因此刘某在这起受贿共同犯罪中是帮助犯，是从犯。而本案中王某自己不接受贿赂，通过让刘某接受财物，来实现自己接受贿赂的行为，其行为虽然具有间接性，但由于其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受贿行为，因而是实行犯，是主犯。所以刘某的行为应定为受贿罪。

作者：定南法院 吕金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