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程，正如社会科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叫做科学，是要自觉地适应现代科学（自然科学）风尚。（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97年版，第一章。）因此，将社会科学类比为科学，实是现代性语境的使然。同样，将法律或其他社会活动类比为工程，也是现代性语境的使然。
  与工程相比，人类行为的另一极是文学。其实法律同时具备工程和文学两种品质。在一切文学种类中，故事与法律最接近，因而有法律故事学。（信春鹰：《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在一切工程中，建筑与法律最接近，理由如下：
  1、法律是一种文化，建筑也是一种文化。法律有自己的传统，建筑也有自己的传统。
  2、法律是世界性与地方性的结合，建筑也是如此。在文化层面上，越是地方性的，就越是世界性的，这对建筑与法律都适用。在操作层面上，法律的适用得结合地方的风俗习惯，建筑更得勘察地方的水土。
  3、法律的运作是在既定的规范内求极值，例如为律师当时人求极值，法官在裁判中求案件对社会的极值。建筑也是在既定的规范（设计施工规范等）内求极值，设计与施工都要力求委托方最大程度的满意。
  4、建筑规范的制定得考虑经济与安全的平衡，规范要求太高，不经济，太低，房屋不安全。法律规范的制定也是如此，得考虑到经济与安全的平衡，规范要求太高，执行难度大则不经济，太低，规范力度不强则不安全。
  5、法律与建筑都关涉国计民生。建筑是人的身体的栖居，法律是人的行为的栖居。
  没有人不认为建筑是严格的工程，但建筑也是写在石头上的史诗。建筑跟法律一样，其实都兼有工程和文学的双重品质。在当代社会中，现代法律已受到后现代法学的质疑。在工程中，唯建筑与法律的旨趣相同，在探索后现代建筑。
  后现代法学的主要流派是：激进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法律故事学），批判种族主义法学（信春鹰文）。后现代建筑按后现代建筑理论家詹克斯的分类，有六种流派：历史主义的，直截了当复古的，新民间风格的，特定都会主义的，隐喻及玄学的，后现代空间。按詹克斯的分类，⑴后现代建筑把建筑的使用主体——人，特别是中下层人，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李大夏：《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建筑》，载顾孟潮等编：《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89年版）；⑵除后现代空间（这其实是詹克斯为后现代建筑之不可定义留下的归类余地）外，其他每一类的名称都可以用到后现代法学上。
  在后现代法学中，法律故事学对现代法律的批判是主要的，这不仅因为其他二流派可视为该派的在特定方面的深化，更主要的是其他二流派所批判的的不足并非现代法律特有，古时或许更甚。法律故事学批判现代法学只讲一个故事，从而使得“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信春鹰文）。后现代建筑批判的也是现代建筑的齐一。看来两者批判的都是“一”——一个故事或一种形式，关心的都是“多”——更多的人。
  后现代建筑是实实在在的，放眼一望，那些不是方形或圆形盒子的建筑都可以说是后现代建筑（在中国稍有些麻烦）。后现代法学也是实实在在的，虽然思想的实在性让人不好捉摸，但仔细寻觅，你决不会一无所获。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在现代法律中指出哪条哪款是后现代法律？——那些不是现代法律的我们叫做“前现代”而非“后现代”。这也难怪后现代法学“杀了上帝，仍然按上帝活着时候的安排生活”（转引信春鹰文），他们不得不如此。
  原因在于，后现代法学是解构的，不是建构的。这与后现代建筑于解构中能建构有所不同。不过，既然法律与建筑有太多的亲缘关系，法律（不止是法学）如欲使自己走向后现代，还真有必要向建筑学习。在此强调两点：
  1、后现代建筑之“后”体现在建筑设计上，建筑中的结构设计及施工都是现代的。建筑设计一方面受结构及施工的制约，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建筑结构及施工技术是现代性的，建筑设计才有更多的自由度。（比如，正是因为有网架结构和薄壳结构等结构选型以及现代施工技术，才有现代体育馆的多姿多彩，否则，罗马竞技场的样式必定沿用至今。）建筑中，现代与后现代是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是一种手段，后现代才是目的。同样，在法律及法学中，现代也应是一种手段，后现代才是目的。
  2、建筑设计中的人本主义原则体现在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上（不熟悉建筑的人只要走一走自家的楼梯，看看是否走得舒服，这能说明设计的好与不好），尤其体现在为方便残疾人（身体上的边缘群体）所做的无障碍设计上。建筑规范对建筑无障碍设计有专门的规定，这是建筑设计时必须考虑的。与此相仿，法律如欲包容边缘群体的声音，聆听他们的故事，则也应做法律无障碍设计。建筑无障碍设计并不是后现代建筑特有的，但后现代建筑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边缘群体，他们因社会位置、观念、癖好、利益等的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要求，建筑设计时都应最大程度的满足，即应做到广义上的无障碍设计。现代法律是不是应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边缘群体，并以此作为原则走向后现代是值得思量的。
  法律与建筑都具有工程品质，这决定它们都是现代的；二者又都具有文学（或文化）品质，这决定它们又都是后现代的。在建筑中，现代（工程）与后现代（文化）能很好的结合，最好的建筑是那种看起来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建筑。在法律中，现代与后现代是否能很好的结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一个努力的方向应是：以现代的“工程”力量让法律直接从地底下长出来，至少应让法律看起来好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似的。
  沿此方向走，则情况大抵会如梁思成所言：
  
  “但是当时的匠师们，每人在那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中工作，犹如大海扁舟，随风飘荡，他们在文化的大海里飘到何经何纬，是他们自己所绝对不知道的。在那时期之中，只有时代的影响，驱使着匠师们去做那时代形成的样式；不似现代的建筑师，自觉要把所谓自己的个性，影响到建筑物上去。”（《中国建筑艺术图集》，百花文艺出版社99年版，第2页）
  
  这里的关键是文化的大海存在，现代法律人与后现代建筑师都能像古代的匠师们一样，纵然随风飘荡，但总是在扁舟大海。文化的大海的存在，在法律上的第一要义，自当是法律无障碍设计原则，以此原则，各种文化及亚文化才可能找到法律上的经纬。
  
亚北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