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在我国是指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论界及司法实务中，人们常依上列5种情形做类别化分，形成5种类型，即欺诈胁迫型、恶意通谋（串通）型、损利型、掩盖型和违法型无效合同。
对前述案件，笔者认为，如果说“不允许任何人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好处”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那么，“不允许任何人从其恶意通谋行为中获得利益”应作为现代司法正义之准则。如前所述，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转让合同，以合法的合同形式出现，通过恶意通谋侵害国家利益，实现其非法占有国家资源之目的。之所以将本案合同当事人的行为界定为恶意通谋，且非但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主张，还须适用民事制裁措施，理由如下：
其一，本案合同的签订符合恶意通谋之特征。所谓恶意通谋（或称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谋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理论界一般认为，恶意通谋行为之构成要件有4个：须有恶意通谋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之故意；须有双方恶意通谋之行为；须有双方通过恶意通谋行为谋取不当利益之目的；须有双方恶意通谋行为直接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之利益。就本案当事人签订无证煤矿非法转让合同的事实看，合同双方的行为均符合上述全部要件。
其二，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第六条规定：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合并、分立、合资、合作、资产出售及其他变更资产产权情形等，经依法批准可以转让，除此之外不得转让。而本案当事人的开采及转让行为均违背上述规定。
其三，司法行为须注重社会效果。如果法院对于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允许当事人在合同无效情形下返还财产，将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冲突，而且非法煤矿转让纠纷将大量涌入法院，使众多的非法获利行为得到本不应有的司法保护。更严重者，将引起社会混乱而不可收拾，法院陷于被动局面。
其四，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依法当受民事制裁。恶意通谋型非法合同之法律后果，一方面属于一种特殊的“返还财产”形式，其具体表现为：属于损害国家利益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家所有；属于损害集体利益而取得的财产须返还集体；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返还第三人。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不但收缴当事人的非法所得，还可以适用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
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矿产资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在第一、二款承担民事责任10种方式的基础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结合本案，法院可以对当事人的非法行为及其非法所得适用民事制裁。基于此，奉节法院审判委员会于同年11月讨论决定：以判决方式确认合同无效，驳回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以决定方式对当事人进行非法活动之非法所得的26800元予以收缴。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和申请复议。
需要提醒的是，法官在处理此类合同案件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3个问题：第一，恶意通谋之合同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合同当事人在法庭上往往表现为争议不大，只要求返还财产即可。法官极易在当事人的谎言下稍加撮合即可调解结案，当事人借法官之手使其非法利益获得司法保护。第二，遵守程序规则，以恰当的办案方式追求最佳的办案效果。在确认合同效力、鉴别诉讼主张及使用制裁方式时，应当准确适用判决、裁定或者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3条关于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的规定，实务中须严格遵守。第三，注重扩大审判效果。凡审理带有社会倾向性案件、涉及行政执法案件及影响广泛的案件（如本案），法官可利用和扩大审判效果，扩展司法影响力，比如向资源管理部门通报案情，对所涉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书，让相关单位掌握动态，修正与调整决策思路，从而促使全社会在齐抓共管上形成合力。如此，社会管理之整体功能将迈出新的起点，产生质的飞跃。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王维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