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门前就是一家幼儿园，逢年过节，只有三四岁的娃娃们争着给老师送礼，如有个别家长不同意，那个娃娃就站在幼儿园的门口不肯进去，直到家长们把送给老师们的礼物塞到娃娃们的手里。   　　昨天出门乘了一辆出租车，发现街上的汽车格外多，问出租车司机为什么？司机说：这几天学生们都在请老师，高中毕业的、初中升学的、小学入学的，都得请，全城的饭店暴满。   　　我觉得惊奇：小学入学也得请老师？   　　那司机笑了：你连这都不懂，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学校，找一个好的班主任，将来好让孩子有出息，这不，我那孩子九月份开学就上小学了，我已托朋友约了老师，明天请他们吃饭，一顿饭的花费，够我开着这出租车跑半个月的。   　　是啊，在这个小县城里，出租车的起步价才2.5元，一个车程也就三四元钱，一天下来，不去成本，整个营业额也不过百十块钱。我又深问了一句：你说孩子有出息是指什么呢？   　　混个一官半职的吧！出租车司机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现在好不容易挣几个钱买了这辆二手低档车跑出租，为的就是能让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然后当个什么官，好为家中支撑个门面。   　　当官有什么好？一个月才拿几个钱？我故意轻蔑地说了一句。谁知那位司机把眼一瞪，说：你糊涂呀，靠工资谁去当官，逢年过节哪个当官的不收礼，俺们村里的二楞子——那是小名儿——在县上才当个局长，别说过年了，就是头痛发热住一次院，收的礼品都得用车拉，那私下里送了多少现钱就更不用说了。   　　想这出租车司机说的也有道理，就在我曾十分熟知司法系统，一个省司法厅下辖近百个市、县级司法局，加上监狱和劳改场，就以一百个计算吧，他们每年都要去司法厅给厅长拜一次年，这也是大家详知的潜规则。每个市、县司法局拜年的礼品价值按最低估算也得二千元吧，那么司法厅长仅过一次春节就可以收到价值二十万元的礼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可能从各市、县司法局的帐上都可以查出来的开支。而平时“拨款”、“提拨干警”、给犯人“减刑”所收的好处，虽然是暗的，这个价码大家也都可以猜出个八八九九的，其含金量可能是春节收礼的十几倍或几十倍。如果谁家儿子，别说弄个其他油水更大的官，就是弄个油水不太大的司法厅长当当，这一年弄个几百万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么一算，也就不必为那个出租车司机为了孩子的前途而费尽心机的做法感到奇怪了，也就更不必为不少厅、局的副职为了当上正职而雇凶杀正职或竞争对手的做法而觉得不可思议了。厅、局长的正职和副职在权力上可有着天壤之别呢。   　　刚才看报，有一篇龙应台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说的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是文化局局长，她所在的文化局在与一个世界知名品牌鞋子生产企业合作结束后，企业的经理告诉局长：带你的孩子来买鞋，给你打对折。   　　局长13岁的孩子刚从德国回来，妈妈准备带他去鞋店买鞋，孩子很兴奋，因为那鞋子是世界知名品牌，可当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告诉妈妈：“你要知道喔，你去买就是腐败。”   　　妈妈问儿子为什么？孩子慢条斯理地解释：“他们的半价优惠来自你们和他们的合作，这个合作是政府行为，而由于政府行为衍生出来的优惠，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接受，你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败。”   　　妈妈觉得儿子这一番理论很高深，不明白儿子是从那儿学来的，他又怎样形成了这种价值判断的呢？   　　面对妈妈的追问，儿子倒有些奇怪，有些不耐烦地瞪了妈妈一眼，说“吉斯是怎么下台的？”吉斯是德国PDS党的主席，因为公务常常飞行，所以积累了附赠里程，他就利用这附赠里程去为私人度假用，吉斯因此下台。   　　我想，如果没有智障的话，我们每个人对这些道理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我们以贪为荣的官员们好意思去用这些道理教育他的“子民”吗？收惯了学生礼品的老师好意思用这些道理教育他们的学生吗？   　　官场的腐败病，比“非典”和“甲型流感”更可怕，仅仅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传遍了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好好想一想，我们还有哪一个稍有些权力的部门不腐败？还有哪一个稍有权力的官员未受贿？如果是因为人种问题，那么香港人和台湾人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那里的腐败为什么不象我们大陆这样普遍？如果说是“国情”问题，那么又是谁造就了我们这个国情？在这个连几岁的娃娃都不得不想办法去“腐败”的国度里，如果任其“腐败”下去，我担心将来的纪委和检察院会忙不过来，担心我们的监狱不够用的，更担心纪委和检察机关后继无人，因为他们也是人，也会腐败的。   　　我们是以国情为由拒绝民主监督和法制进步，继续腐败下去，还是以民主与法制来改变我们国情，争取民族的发展与强盛？   　　这是个问题。

【作者简介】
李利，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中国作家》杂志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