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滋病是什么？对于一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羸弱的身体——那我们能忍受，它100%的致死率带给人们的绝望——这我们也能忍受，我们所不能忍受的、也是最可怕是它可怕的传染性带给病人的歧视和与世隔绝。显然，法学家们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出于人权、人道等等法律上核心价值的考虑，从法律上保证爱滋病人的“权利”、保证爱滋病人“不受歧视”的法律治理措施甚至已经在有些国家赋诸实施。法学家似乎已经付出了自己的“爱心”，似乎已经将法律的价值变成的实在的法律，在爱滋病面前，法学家似乎可以心安理得了——且慢，真的是这样吗？
在法学面前，爱滋病到底是什么呢？爱滋病当然不会是疾病问题，那由医生解决。爱滋病当然也不是道德问题，那由道德卫士们来对付。爱滋病当然也不是同情弱者的制度施舍——如果那样，法律家们就该改行去修道院或者去开粥厂放粮了。爱滋病是公共健康问题，是一条患病——传播——患病的一条社会关系锁链，这才是法律家们需要面对的、真实的、社会关系问题。那么，这个社会关系问题的真实社会行为是什么呢？
公共健康专家告诉我们，爱滋病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吸毒，二是通过性传播。吸毒的违法性不必多说。性传播的源头则主要是非法性关系。当然，妻子和患病丈夫或者丈夫与患病妻子的合法性关系也是传播途径，但不是主要途径。我想，无论法学家属于什么学派，或者站在什么立场，如果目的是从法律治理角度来解决、或者促进爱滋病问题的解决的话，我们都不能回避传播途径的治理吧。
法律家们会说，非也，法律上对二者有严格的规定。例如，无论是制造、贩卖、运输、销售，甚至持有毒品都是犯罪行为。例如，娼妓业——或者称为性服务在中国当然也是非法的。我们的法律已经够严格了，似乎没什么可做的了。笔者却也要说：非也！恰恰是因为无论是性服务还是毒品消费在中国的完全非法，导致了中国甚至世界很的多国家的爱滋病和其他性病的传播。我们只有将吸毒和性产业合法化并进行严格的管理，才能有效地控制爱滋病和其他性病的传播，同时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性产业和毒品业带来的诸多犯罪问题。何出此言？是故作惊人之语吗？
犯罪的概念是什么？是社会所禁止的行为，同时也是对社会造成了较大危害的行为。当然，还需要主观、客观要件等等才能满足法律上的“罪”这一行为模式。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目前制造、贩卖等多数与毒品有关的行为皆为犯罪行为。相对而言，对于卖淫和嫖娼的惩罚则要轻得多，除非容留、组织等等行为外，一次的卖淫购不成罪，一次的嫖娼对于法律而言也算不上什么。但是，无论性交易还是毒品交易都是法律上所“禁止”的行为。问题的关键就出现在法律上“禁止”这一环节。
首先，我们要问，这两种行为能禁止吗？一般认为，从法理上讲，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不大可能被禁止，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抢劫、偷盗。因此，刑法的普遍意义除了预防犯罪外，主要还在于其维护社会秩序——设定的，和它的教育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一种行为禁止不了，就干脆抛弃法律治理。言之有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性交易和毒品交易是和其他犯罪行为不同的行为。原因在于，二者实质上是交易——也就是经济行为。毒品提供的是商品——偶尔也有服务，性交易提供的是服务。二者得以生存的土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法行为的社会秩序，是周瑜打黄盖式的愿打愿挨。而无论是贪污、受贿，还是偷盗、抢劫，其对象都不可能是犯罪行为主动的相对方。这一点就使毒品交易、性交易与其他犯罪行为完全区分开了。也就是说，其他犯罪行为之所以不能根绝，可能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这些犯罪行为侵犯的或是制度的有效性，或是其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而毒品交易和性交易的不能根绝的原因却在于其有市场需求，因此必然产生市场供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单纯从社会秩序角度看，毒品交易、性交易并不侵犯任何非参与者的利益。所以法律所以禁绝毒品和性交易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保护道德秩序——也就是法律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其次，我们来看禁止的社会后果。如上所述，由于存在市场需求，所以必然产生市场供给。在任何国家，毒品和性服务都已经成为“灰色经济”的“支柱”产业，我国也不例外。而“灰色”经济所以为“灰色”，就是因为它不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无法无天，是属于没有信用的经济。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如果要运转下去都需要信用体系的支撑，例如，购买毒品需要保证毒品的成色，以防中毒而死，而购买性服务同样希望性工作者是健康的。反之，销售毒品的需要保证收回货款，性工作者也不希望嫖客赖帐或者伤害自己。那么，怎么办？在借助国家公权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只有借助“地下社会”组织——一般称为“黑社会”的管理。黑社会的管理自然是带有自己的利益色彩的管理，因此，围绕保护毒品和性交易演化出无数的犯罪行为，例如抢劫，例如强奸，例如贩卖人口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跑题——由于提供服务者的没有信用——性工作者的患病导致了爱滋病的泛滥。
那么，我们将之合法化有没有可能呢？有史为鉴。荷兰在历史上曾经为黄色产业苦恼不已，围绕性产业，黑社会犯罪层出不穷。最终，荷兰采取了官办黄色产业的办法，使这类犯罪完全消失，同时，由于官办的信用交易特性，使道德制约发挥了巨大作用，黄色产业的发达史也成了明日黄花，一落千丈。最终使黄色产业控制到了一个理想的状态。再看澳大利亚。毒品泛滥的今天，澳大利亚采取了在社区内办所谓“吸毒所”的办法——其实是政府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毒品，同时提供戒毒服务。这一措施是新近采取的，具体后果有待观察。但是，仍不失为借鉴。
再从逻辑上来分析如果将二者合法化的结果。将毒品合法化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想，政府开办毒品服务的目的显然不会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吸毒，而是为了提供质量有保证的毒品，以免嗜毒者受到伤害，同时提供戒毒服务，使吸食者早日脱离毒瘾。在吸毒者能够获得安全、卫生、价格稳定（甚至免费）的毒品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去购买黑社会的服务吗？不会。那么性服务呢？同样，对于需要性服务的人来讲，有管理的、基本能保证性工作者健康的、交易合理、人身财产不受威胁的场所也必定是其首选。而无论对于有管理的毒品交易还是性交易而言，由于政府管制和信用交易体系的建立，传播爱滋病的概率都大大降低。当然了，不是说会绝对消除，但是会大幅度地降低。只要有利可图，特别是性交易这种无成本的服务，任何管制都不能完全消除非法供给。这不是不管制或者回避管制的理由。
但是，我们存在两个难以突破的障碍，那就是刑法的政治性和文化的道德性。所谓刑法的政治性，就是政治正确问题。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让毒品、性交易这样黑暗丑恶的行为合法化？？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理由呢？什么违反公共道德，破坏社会秩序等等很多很多，但关键的是，好象最关键的理由只会是：就是不行！那么，如果管制明明比禁止更有利于社会呢？我们是不是该考虑管制这个选择呢？另外一个障碍就是道德观问题：一个健康的社会怎么能接受如吸毒和嫖娼这样的丑恶行为呢？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而是已经有了这样丑恶的行为，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是要勇敢面对，想办法来尽量降低它的危害。好象一个人的牙齿坏了，难道整天闭上嘴就好了吗？永远不用那颗牙齿咀嚼？不，我们需要把它暴露在医生面前，或加固，或拔除，以达到较好的后果。这才是理性的作法。
当然，我们不能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人的道德观和情感的重要性，因此，说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看起来残酷、但实际上有更好效果的方法才是最佳途径，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理性的作法，才能使我们对爱滋病人的同情不至于只是廉价的眼泪，而是最终切实的行动。（张志成）
出处: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