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观点：

　　●对GDP本身的贡献不是这一次经济刺激对指标的考虑，更主要的是保障就业。找到金融危机转化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传导链条的关键点是很重要的。总的研究结论是：就业是最核心的一个传导链条。这个链条如果能够卡住的话，相对来说可以把金融危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尽量治住。

　　●所有的金融市场、金融行业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把不同时间、不同年龄的收入重新配置，就是跨时间、空间的价值转移配置，这个是金融、证券市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到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现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200多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相比，现在已经达到要多少东西就生产多少东西的水平，不管是粮食还是衣服，所以今天经济增长瓶颈不是物质生产能力不足的方面，是在消费需求不足这方面。

　　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方案思路、结构差不多

　　记者：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此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到底给GDP带来多大的帮助？

　　陈志武：10月份公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大致上09年年底之前花一半，2010年花掉剩下的2万亿，最近有进一步的其他的刺激方案出来，总体大的思路、结构差不多。4万亿里面2万亿左右是用在对企业网络扩建，其他的是投资高速公路、机场、地铁。听说长沙市最近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在长沙市建立地铁系统，这方面的投资可能也会对总的4万亿有一些贡献。

　　总体上这4万亿的投资结构是以基础设施为主，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次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总体效果对2009、2010年GDP增长的影响会是怎样的。根据我看到的数据和不同的投行、商业银行做的一些公告的话，今年实际上如果说没有这些刺激方案中国今年全年的GDP增长速度也许有3%、4%左右，GDP4%的增长率是比较乐观的估算。

　　从去年年底11月、12月开始的2万亿的投资，给今年带来6000亿左右的GDP增长的总量，就是2% 左右的增长率，把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如果没有刺激方案可能是3%、4%　左右，有这个刺激方面09年GDP会多增加2%，加在一起09年总体GDP增幅会在5%、6%左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1978年到2003年之间各个省固定资产的投资需增加1元，为明年GDP增值会带来多大的贡献。GDP增长和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从1978—2003年，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回报对第二年GDP的贡献大致是0.32左右，今年多增加1元，在北京或者是上海、青海、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明年GDP会多0.32元。在湖南等中部省份，今年多增加1元固定资产投资，为明年的GDP可以增加0.7—0.75元，相对来说，在广西、福建、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的中部、西部省带来的未来的投资回报每多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为明年GDP增长带来的效果会比在北京、上海、天津等等这些地方要高很多，差不多是两倍。

　　投资回报越多的省反而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相对GDP更低的省

　　记者：那么，陈教授，您能否具体谈谈投资与回报之间的关系？中国在目前配置资源都是按照什么原则呢？

　　陈志武：我们总说要西部大开发、振兴中部，更早的时候是振兴东北工业。好象把这些看成是为了平衡发展，尽管西部和中部的省投资效率很低，投1元带来的回报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以为了平衡发展，多给贫困的西部省和东部省。但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只是为了效率，为了更多的GDP的增长，为了更多的就业更应该往西部和中部的省市做更多的投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投资回报越多的省反而是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相对GDP更低的省。首先，大家讨论都是说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按照纯粹公平的角度分配资产，分配一个国家的资源的话，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看到一条什么线？应该是一条完全的水平线，不管这个省的投资回报多少都给同样多的相对GDP的投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条线不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按绝对公平的原则配置资源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结果。

　　其次，可能的原则是绝对以效率决定往哪里多投，哪里少投，如果按照绝对效率的原则配置资源的话，我们应该看到一条什么线？是一条垂直线。市场在配置的时候，最后没有配置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后各个省的投资正好达到一个水平，使各个省今年投资1元明年GDP增长都是一样的时候这个要调整。

　　最后，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在目前配置资源都是按照什么原则呢？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曲线？就是斜率是正的曲线，也就是说中西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多一些，他们带来的回报更高，为了考虑公平，不是纯粹按照这个原则来就是把这个线往东北的方向转移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条线和刚才讲的三个原则都不一样，全部是反过来的。如果不是按照效率、也不是按照公平的话，最后就是靠关系在中间起更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有时候想想把很多的资源通过自主安排，通过政府控制之后最后很难在很多机制都没有配套到位的时候很难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执行，如果没有配置的制度设计安排很难达到。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如果侧重固定资产投资，今年每投1元每年投资回报平均大概是0.5元。这个是全国的水平，另外按照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算，不只是基础设施、楼房、铁路，以往固定资产投资更多的是工业基础方面的投入。但是这次4万亿的投资结构相对以往的固定资产结构来说更加偏重于基础设施和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铁路、高速公路，特别是机场、地铁给第二年带来的GDP的回报比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更低，用0.3系数乘2万亿，就是6000亿左右的GDP的增量，为今年全年GDP多增值2%的贡献。

　　寻找危机传导链条，治理危机社会后果

　　记者：对GDP的贡献，是不是对GDP本身的贡献不是这一次经济刺激对指标的考虑？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整个社会、老百姓身上变成全社会的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的关键的链条在哪里？

　　陈志武：当然，对GDP本身的贡献不是这一次经济刺激对指标的考虑，更主要的是保障就业。找到金融危机转化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传导链条的关键点是很重要的。总的研究结论是：就业是最核心的一个传导链条。这个链条如果能够卡住的话，相对来说可以把金融危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尽量治住。所以整个今年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危机应对方案最核心考虑的因素对中国来说就是保障就业，如果说保障就业是最核心、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的话，我们看一下这4万亿的开支结构，对就业方面的影响大家有多大。

　　把1996—2007年建筑行业的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给大家看一下。在1996年大概有2000万人在国有、集体所有的建筑业企业里面就业，到2007年建筑业的国企、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下降到787万人，这2万亿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基本上是为国有、集体所有的建筑业企业拿过去的话，最后对这些企业的影响不是很大。实际上从04年到现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是14万亿人民币，对国有、集体所有的建筑业企业来说，对他们的就业的影响是负的没有增加，新增的就业机会是在非国有、非集体所有的建筑业企业。我们看整个建筑业的就业总量到07年差不多是3200万人左右。把07年3200万减04年的2500万，过去四年左右14万亿多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了差不多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这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是靠多增加的1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带出来的。这14万亿并不是都是盖楼房、修铁路、公路了，但是算一下200元的投资可以新增一个就业机会，按照这个数字算，今年新投资的2万亿投资可以带来多少工作呢？当然我们会说这种固定资产投资最后不只对建筑业本身的就业会产生影响，因为要修铁路、盖高速公路会买新的钢铁、铁轨、很多的水泥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这种固定资产投资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对其他的行业就业有贡献，实际上这个影响有限。对稳住钢铁业，他们新生产的钢铁多少有一些出路这方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大家看看奥运场馆花4000亿人民币，当然在盖楼的时候给很多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今天在奥运场馆工作的人数有多少呢？我没有具体统计过，这些场馆加在一起最多是两三千人。

　　也就是说这4000亿的投资，对中国长久就业的影响是两三千人左右，花一亿的钱创造一个永久就业机会，这次经济刺激最核心的是增加就业的话，那么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做法实际上对就业多少会增加一点，但是增加的程度和效益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看一下投资结构对就业有多大的影响。从1990—2006年对国有固定资产的投资多少，把这个数字除以民营、非国有、非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算一下两者的比例。

　　1990年的时候，对国有资产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3倍，到1993年达到5.2倍，06年回升到4倍左右。所以这17年国企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保持在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5倍，这个资源配置结构带来的就业影响是什么？从1990—2006年每年由民营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多少？从02年开始这些民营企业每年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基本保持在500万个左右，而国有企业在1998年损失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从1999—2002年每年国企减少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到2006年差不多减少6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资源配置结构，就是对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5倍左右，但是尽管投资结构国企为重，民营企业轻，就业这方面是负增长的。如果今天国务院宣布说09年中小企业年收入在3亿以下的企业不用交税，各个企业的人肯定对09年的投资、雇人其他的预算计划全部都有一些调整。一说到底，这是常识性的东西，如果追求的目标是保就业，要做的是看哪些机构、哪些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最多，会发现占有3/4就有贡献率最高的中小企业首先是要保障的对象。国家要为民生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侧重民生，不一定保民营企业和中企业这个是次要的，其实75%的就业比这个更起到民生的事情。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性链条就是这个，但是国有企业少3万亿怎么办？去年财政节余一万多亿，今天重要的国债相当于GDP的20%差一点，比任何的国家政府要低很多，美国是70%多，这个是这次危机之前的数据，日本的政府公债相当于GDG的1.8倍，西欧国家基本都是100%到120%之间。话说回来中国人比较习惯借钱花，这是很糟糕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次贷引起的，美国政府到美国家庭负债太多，为什么还要更多借国债呢？实际上过多借债和不借债是两回事。

　　金融市场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

　　记者：那么，4万亿窟窿出来之后怎么办？我们如何解决好金融市场的问题？

　　陈志武：所有的金融市场、金融行业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把不同时间、不同年龄的收入重新配置，就是跨时间、空间的价值转移配置，这个是金融、证券市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讲借贷、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等都是涉及到把收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从今天转移到明天，或者是明天转移到20年后，把未来的钱转移到现在花，这时候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像清朝八国联军两亿两银子的赔款这个是一次很大的开支，金融市场帮助你解决的问题是把这个一次性冲击性的开支给你的个人、你的家庭、你的企业、你的国家能够把冲击平缓下来，让你今天不至于因为这次大开支活不下去了。

　　另一个最核心的目的是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把死的资产变活的手段。话说回来原来没有金融市场、没有银行、没有证券市场的时候不得不靠多存钱的方式来为未来的风险世界提供更多规避风险的保障，但是有了证券市场之后，靠往银行存钱规避未来的风险，从证券设计、金融产品设计的角度讲效果是最糟糕的一种安排。

　　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除了从就业的角度看，这一次4万亿刺激方案从结构安排上并不是最理想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应急灾难模式的角度理解，为什么这次刺激方案的结构并不是太合理的。

　　实际上和我们讲的靠投资、靠出口驱动的模式关系很大，比如说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几年对中国经济贡献非常大的行业。这个意义上讲，朱熔基时代实行的改革对中国社会长久的影响和贡献是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的，特别是住房商品化、住房市场化的改革，从一个角度讲中国城镇人口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城镇人口以前基本是不拥有任何东西，但是98年住房改革之后使城市人真正有资产。这次改革，不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不感兴趣，98年住房改革让城市人拥有财产，慢慢反映到的自信、财富越来越有底气，98年之前没有多少中国人感到心里踏实，换工作都需要领导同意，那时候一双手的人力资本属于我，住房不属于我。

　　首先是劳动力市场扭转，把人力资本第一次给我们，把自己的一双手给了自己，1998年住房市场改革也有这个效果。我觉得由此带来的影响很多，比如前几年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因为一些原因被迫辞职，如果说是原来70年代的时候不做院长就是走投无路，他的住房、就业等等就是靠我们提供的，现在除了地位和名称之外，住房是他自己买的。工作呢？实在不行可以开个体户的企业，实际上因为他的造诣和学术，外企和其他大的民营企业有很多原因聘请他，所以就业方面、医疗保障、住房、养老方面这个院长不用太多担心这个问题，这个改革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有更好的自信的感觉贡献很大。

　　也许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很大的波动，中国靠投资带动经济的模式可以有很多年持续的空间，这次危机之后使得这种增长模式会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实际上不只是房地产业这种不断往里面投资发展的空间有限，总体上整个的一套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经济模式发展的空间是越来越受到挑战的。

　　每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是除以GDP得到的数据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GDP的20%，0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2%　左右，翻了1.5倍，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看到的情况是很多，07年是13万亿多一点，这个数字越来越大，这些数字看到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吃惊的，后来想想怎么把这个数字从另外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呢？有一个办法是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看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多少个城市人一年的收入。在80年的时候，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2城市人每年的收入，到07年的时候是上升到10亿多人城市人的年收入，我知道实际的城市人口没有这么多，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确实太高的水平，遗憾的是这次因为经济危机不得不刺激经济，不得不又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做更多的投入。这个愿望和必要性是很大的，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从结构上也许要改变一下过去的思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一个结论是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没有办法持续，另外一个解释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没有问题，只不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太慢了，没有赶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我们会看到，特别是相对固定资产投资来说增长的速度远远太慢。以前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2亿城市人收入，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变成了需要10亿城市人的年收入才能支付。

　　经济增长瓶颈不是物质生产能力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

　　记者：陈教授，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

　　陈志武：正因为不断靠固定资产投资，不断靠建设带动增长，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难调整的观念就是我们一谈到发展经济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展就等于建设，或者是建设等于发展，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靠这些建设带动发展。我们觉得原来在农耕社会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每个中国人在几千年前面对的挑战，这个生产能力低下的时候一谈到发展就涉及到生产能力的提升，建设的问题，所以建设就等于发展。但是到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现在的物质生产能力和200多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相比，现在已经达到要多少东西就生产多少东西的水平，不管是粮食还是衣服，所以今天经济增长瓶颈不是物质生产能力不足的方面，是在消费需求不足这方面。

　　现在我们看到1952年的时候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69%，所以今天看到的美国民间消费相当于GDP71% 时候觉得美国人喜欢花钱、喜欢享受，民间消费占GDP71%的程度，中国在1952年当时的经济结构差不多和美国类似，原因不太一样，美国是物质过剩的社会，而1952年的中国更多的是追求温饱的社会，追求温饱的社会从各种各样的指标看食品消费、基本的生活用品占每个人的生活非常高，1978年占42%，到2006年下降到35.5%，我们看到固定资产不断投资，民间消费需求直线下降，有这两条线产生的压力会怎样？这些生产容量、这些生产能力必须有其他的地方提供需求才可以使得这种模式，经济增长的机器可以转起来，为什么出口市场不断增加，产业提升了工业基础不断发展，中国的民间消费没有办法跟上来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出口的消费把经济方方面面变成可以支持的。所以对出口的依赖对全球经济增长负增长的关联度上升到这个层面。这也是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

　　但是过去靠投资带动增长模式，依赖出口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世界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为什么97、98年国家通过基础设施比较成功，就是全球除了亚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新的推动力当时是处于非常旺盛的时候，这时候98年通过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在基础设施工业产能方面做很多投入不是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没有加入世贸，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特别是劳动力、技术方面的优势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在97、98年的模式可以成功的。

　　另外是成本优势继续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本优势稍微有一点降低，新的劳动法的原因和过去的这几年的增长终于让老百姓的收入有提升，就变成越来越贵的到时候，另外2001年年底加入世贸有7年，这个能力用得差不多了，关于这个问题国资委和我的看法不一样，国资委觉得01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消费增长都是因为国资委更好的管理所带来的结果。也许本身是这样的，更大的原因是01年加入世贸之后带来新一轮增长和新一年的红利要几年时间才能消耗，所以世贸红利是过去几年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不断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水涨船高，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增长机会。当然国际市场的需求不用我说，这次因为危机的原因，在未来几年总体上对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花钱的人的动力、胆量冲击比较大，尽管金融危机本身在美国下半年会达到低谷，慢慢地复苏的水平。（耶鲁大学·陈志武）

　　出处: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