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往曾是指对各种犯罪分子进行司法惩治时，实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具体司法指导方针。在我国法制日趋完善的今天，这一政策应是在刑事司法中依照犯罪构成要件，根据刑法规定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在罚当其罪的前提下，综合运用从重、从轻处罚，惩罚犯罪，示范规则，体现法律宽与严相结合的公正性，形成社会普遍接受的、法理与情理相结合的认知规则和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指导性原则。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指对轻微犯罪应当处以轻缓的刑罚。这既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是刑罚公正的要求。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应予从宽处理，判处较轻的刑罚。该重而轻，体现的是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攻心和感化作用。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储槐植先生曾经归纳了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不严不厉是指法网也不严密，刑罚也不苛厉；又严又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也很苛厉。按照储先生的分析，我国刑罚的现状属于厉而不严。显然，宽严相济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严而不厉，所摈弃的正是厉而不严。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两个方面的含义，但结合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当更多地强调“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刑罚处罚的一定要依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不仅应该依法进行处罚，而且还应当“严打”，也就是该重则重，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力。
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有期徒刑实刑相对于有期徒刑缓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因此，应以宽济严，也就是通过宽以体现严；以严济宽，也就是通过严以体现宽。
二是协调，即所谓宽严有度、宽严审势。宽严有度是指保持宽严之间的平衡：宽，不能宽大无边；严，不能严厉无比。宽严审势是指宽严的比例、比重应当根据一定的形势及时进行调整。一要因时制宜：根据一定时期的治安状况与犯罪态势来确定刑罚的轻重。也就是古人讲的“刑罚世轻世重”。该宽的时候一定要宽，该严的时候一定要严。当然，何时该宽何时该严，需要综合考虑多种社会因素后作出科学判断，否则将宽严皆误。同时又不能下达比例惩处。二要因地制宜：刑事政策的制定要考虑特定地区的治安状况与犯罪态势，刑罚的轻重也要考虑特定地区某类犯罪的犯罪率高低，以及该类犯罪的发展态势。犯罪发生在一定的区域，其影响往往以犯罪地为中心呈现出逐渐减缩的趋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政策的制定要与各地的犯罪态势相结合，刑罚的轻重要与犯罪的频度和危害程度相适应。三要因罪制宜。对于重罪，一般应当从重处罚。对于轻罪，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对于惯犯、累犯和亡命之徒，应当重刑惩处。对于偶犯、初犯，应当从轻发落。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予以宽大轻缓处理。
三是结合，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才称得上用刑恰当。宽和严虽然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时期、不同犯罪和不同犯罪人，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但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实际上，既无绝对的宽，又无绝对的严，应当宽严并用。例如在对严重犯罪实行“严打”方针，以从严惩治为主时，并不意味着一概不加区别地适用最重、最高之法定刑。某些犯罪分子所犯罪行虽然极其严重，应当受到严厉制裁，但如果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情节，就应当在从重处罚的同时体现刑罚的宽大，做到严中有宽，使罪犯在受到严厉制裁的同时感受到刑罚的体恤与法律的公正，从而认罪服法。
从以上解读可以看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轻罪刑事政策与重罪刑事政策的统一。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含“宽”与“严”两个方面。现在提倡宽严相济，当然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大、轻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轻罪刑事政策，只适用于轻罪，或者只强调从轻、从宽处理犯罪问题。事实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是对“严打”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的否定，而是将“严打”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打”政策并不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列的另一个刑事政策，而是包含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中的体现宽严相济的严厉性的内容。只有在宽严相济的框架中坚持“严打”方针，才能避免片面追求从严惩处，从而做到严中有宽。总之，不仅要对轻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对重罪也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统一。
宽严相济首先应当在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因此，它必然是刑事立法政策。只有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司法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有法律上的依据和前提。但是，也不能认为刑事立法已经体现了宽严相济的政策精神，因而司法机关只要依法办案，就不需要再考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事实上，宽严相济不仅是刑事立法政策，更是刑事司法政策。这里涉及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行法定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的法定刑是相对法定刑，而不是绝对法定刑，法官在适用刑法时存在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也就具备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性和有关条件，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在司法活动中更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当然，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搞法外施威，或者法外施恩，这也正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要求。
第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策略思想与刑事科学思想的统一。
刑事策略是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手段而提出来的，着重强调刑罚的有效性。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含着宽和严的两种手段，正确运用就能够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因此，它体现刑事策略的基本属性。但是，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包含的刑事科学思想，它是当今社会对犯罪反应理性化的表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谦抑性与人道性。事实已经证明，刑罚不是越重越好，轻重适宜才是最重要，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犯罪。并且，在当今社会，刑罚的适用要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道主义的限制，不得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也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董治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