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及走私犯罪四类犯罪行为，而当“上游犯罪”为其他类型的犯罪时，均不构成洗钱罪。笔者认为，该法条仅将四类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明显过窄，应予扩展。理由是：第一，从近年的审判实践来看，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腐败型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腐败分子为掩饰其非法所得及逃避侦查，往往将金钱交由行为人进行“清洗”。而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因其“上游犯罪”不属法定的四类犯罪，故无法对此类犯罪的“洗钱”行为人定罪科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其嚣张气焰，也造成对此类犯罪打击不力。第二，我国已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偷税罪、骗出口退税罪、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及金融诈骗罪等财产型犯罪大量增加，对此类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必定更加猖獗，如我国刑法亦将上述类型的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必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对我国金融秩序的保护，扼制此类犯罪上升势头。第三，从国际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大部分国家已将几乎所有的严重财产型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对扼制犯罪上升势头起到了很好的法律控制作用，我国应借鉴国外刑事立法经验，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予以扩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进行修改，将所有的严重财产型犯罪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而不应仅局限于四类犯罪。

黎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