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将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事实和理由：二被告于1995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1999年12月16日生育一子即原告。2004年2月2日，沈某田作为户主与北京F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此时二被告因为婚内感情不合而闹离婚，2005年1月14日，二被告经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未对财产作分割，但双方对拆迁回迁房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达成了协议。2005年4月20日，沈某田亲笔写下一份字据交给孙某丹，内容为回购二居室一套产权人归沈某田所有，虽然沈某田写下的房屋地址与上述地址略有不同，但是二被告作为被拆迁人回购的房屋仅此一套，因此可以确切知道字据所述的房屋为何。
2010年回迁房交付使用后，一直由原告和孙某丹居住，该房屋于2018年7月26日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书，登记在沈某田名下。现原告已经成年，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案涉房屋已经具备了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条件。案涉房屋作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在离婚过程中作出了财产分割的决定，约定房屋归原告个人所有。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
沈某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产权人归原告所有的字据是在孙某丹纠缠下所写，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有权撤销赠与。另，拆迁合同、补偿协议中的被拆迁人是我母亲林某娟。
孙某丹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查明
二被告于1995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即原告。2005年1月14日，沈某田与孙某丹经法院调解离婚。
2004年2月2日，林某娟（产权人）、沈某田2户作为乙方（被拆迁人）与F公司作为甲方（拆迁人）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载明：被拆迁房屋为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8间，建筑面积132.96平方米；用地面积167.44平方米。乙方分别是户主林某娟、户主沈某田。同日，林某娟作为乙方、F公司作为甲方签订《预购房屋意向书》，载明：应安置人口2人，分别是户主林某娟、户主沈某田；乙方应补偿建筑面积132.96平方米，应补偿总金额833393.61元；乙方预购房屋共一套二居。
2010年7月6日，北京c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作为甲方、林某娟作为乙方签订《某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载明：购房人姓名林某娟、沈某田，一号房屋，建筑面积96.79平方米，应交房款小计222918元。
2017年7月1日，c公司作为甲方、沈某田作为乙方签订《购房协议书》，载明：乙方购买位于朝阳区一号房屋一套，该房屋建筑面积为96.79平方米，现已支付购房款372918元。
2018年7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号房屋登记至沈某田名下。沈某田称与林某娟未约定过房屋权利归属。各方未就拆迁款分配签订过协议。
沈某田以排除妨害纠纷诉至本院，要求原告、孙某丹腾退案涉房屋，后本院于判决原告、孙某丹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案涉房屋腾退交付沈某田。
查，沈某田曾向孙某丹出具字条一张，内容为：“今有回购二居室一套，产权人归原告所有。沈某田”。孙某丹称该字条系沈某田于二人调解离婚之前所出具，其上所述房屋即案涉房屋。沈某田称该字条系在孙某丹纠缠下写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孙某丹提交朝太政发[2002]49号文件，证明其与原告对案涉房屋享有权益。沈某田认可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沈某田称系林某娟与沈某刚养子，林某娟与沈某刚未育子女，沈某刚与其前妻育有子女三人，沈某刚于2006年左右去世，林某娟于2015年去世。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沈某田向孙某丹出具字条，载明回购二居室一套归原告，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该字条所载回购房屋应为案涉房屋。现原告以受赠人身份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履行该字条内容，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对此，根据《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及《预购房屋意向书》，本次拆迁的被安置人口为林某娟及沈某田，根据《某区回迁楼购房协议书》，以林某娟、沈某田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后沈某田与c公司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其为案涉房屋的购房人，并于其后取得该房屋所有权。根据以上查明事实，难以认定案涉房屋为二被告之夫妻共同财产。
同时，本案原告所持字条既非二被告在民政部门登记离婚签署的协议，亦非在法院协议离婚所约定的事项，该协议不具有身份属性。根据“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案涉房屋尚未进行变更登记。现沈某田不同意赠与原告案涉房屋，不同意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对于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