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律师 梁波//三位政协委员关注校园欺凌：建立有效法律体系
一、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长华委员认为，对未成年人犯8种严重犯罪的，可以考虑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降低到12岁至14岁，并且对于从轻、减轻或免除情节要严格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白驹委员认为，降低刑事责任起始年龄虽然有道理，但缺乏对14岁以下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程度的整体科学评估作为根据。而且，14岁以下未成年人成为有“前科”之人对其一生影响巨大，甚至可能令其“破罐破摔”，走上反社会的不归之路，造成再犯罪率增加。
二、修订法律明确标准
刘白驹说，除了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还要修订刑事诉讼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触犯刑法但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改成“未成年人收容矫治”，确认其非刑罚的刑事强制矫治措施的性质，并且通过司法程序决定实施。同时，加强未成年人收容教养专门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三、将矫治措施落到实处
“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考虑一律送专门学校或工读学校予以教育矫治，不能放任自流。”王长华认为，该措施非法定强制性措施，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且当前工读学校数量正逐步减少，因此，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有限。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强对相关矫治场所的建设和管理。
四、对家庭、学校追责
邸瑛琪建议，未来教育方面的立法应突出家庭教育的地位、家庭教育的责任，并强调监护人应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王长华认为，在法律层面，除了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可以考虑对父母作出罚金等刑事处罚。而对于校方，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规定免责事由，让学校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就能督促学校把安全问题放在心上，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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