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对《刑法》进行第七轮小规模修改。22日再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的法律修正草案，加大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处力度，将最高判刑期限由五年增加到十年。

　　按照现行《刑法》，贪污受贿超过10万元即可判处至少10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甚至可判处死刑。相比《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不过5年的惩罚力度显然是轻之又轻，不仅不足以威慑犯罪，更有可能使之成为贪官污吏的“免死金牌”。

　　此次刑法修正草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增加到10年，应该说是对此前量刑过轻的一次纠偏。但显然，这仍然不过是权宜之计，没有触动司法处罚失衡的根本问题。而这一切，我们有理由归咎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付之阙如。如若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就没有办法恰当切割官员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直接导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上的犹疑，使这项独立罪名无法有效限制官员的贪欲，更使得纪检监察部门事先无法密切追踪官员财产的异常，非要等到“东窗事发”才能被动跟进。我们也不排除，在官员财产暗处运行的情势下，不知道有多少劣行昭彰的贪腐官员逍遥法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此成为“纸老虎”。

　　毫无疑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可分割。仅仅执着于后者的建设，却对培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前者长期置若罔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尴尬地位。立法机关俨若剜肉补疮的庸医，做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功，却不知釜底抽薪、斩草除根为何物。

　　具体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么严苛，而在于它能让官员们充满敬畏之心，对任何非法财产都畏之如虎，从而远离贪污腐败的可能。显而易见，只有官员财产的阳光化和透明化，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及行政法与刑法两大领域，但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立法机关如今的选择性立法，等于撕裂二者的有机联系，必定事倍功半。立足于反腐败事业的大局，我们期待立法机关能施展抱负和勇气，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有所作为，继而堵住官员贪腐的“管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