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案件辩护中，阅卷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成败。认真、仔细、全面地研究案卷材料，有助于律师了解案情，发现问题，提炼辩护观点，为法庭上的交锋做好充足的准备。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多律师对阅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认真阅卷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的律师仅凭一份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就出庭辩护，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有很多律师面对厚厚的案卷材料一筹莫展，感觉千头万绪，无从下手，只有草草看一遍了事，没有什么收获。律师如果对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认真审查和充分利用，完全寄希望于自身的调查取证，不但阻力重重，而且具有较大的风险。这是舍近求远的笨办法。侦查机关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取得的证据材料，如果能为我所用，在法庭审理中，往往可以出其不意，一剑封喉，获得最佳的辩护效果。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我办理了数百起刑事案件，以下就是我对阅卷工作的一些体会。
　　一、阅卷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查阅部分案卷材料，在审理阶段，律师可以查阅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
　　有的办案单位对律师阅卷设定了种种限制，提供给律师查阅的案卷材料极其有限，很多律师逆来顺受、习以为常，并不提出抗议，有的律师在复制案卷材料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只挑选部分材料复印。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阅卷的首要前提是，案卷材料一定要全面、完整。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一页都不能少，全部都要复制。如果办案单位不提供完整的案卷，辩护律师应当与办案人员交涉，据理力争，维护自身的阅卷权利。如果律师法定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在开庭的时候，律师应以未能全面审核案卷材料为由，申请休庭，要求法院对案件延期审理，从而达到维护律师阅卷权的目的。
　　在阅卷之前，辩护律师需要认真研究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起诉书》是公诉机关对案卷材料的提炼，里面几乎每一句话都来源于案卷材料。辩护律师要端正心态，清楚自己的立场。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所处的角度应当是被告人的角度，是与《起诉书》的指控对立的角度，因此，我们要用怀疑、挑刺的眼光，来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如果辩护律师的内心已经与公诉机关保持了一致，阅卷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同时，我们还应当对阅卷必然有所收获这一点充满信心。在我国，办案机关“重实体、轻程序”的习惯由来已久，办案人员业务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取证程序不规范，证据材料制作粗糙。另一方面，法律对于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非常高，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程度。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案卷材料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耐心，多留心，一定能从案卷材料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二、对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的审查
　　所谓的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指的是案卷里面不涉及案情本身的拘留证、逮捕证、鉴定结论等材料。一般情况下，阅卷的时候很容易忽视这些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材料多加留心，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
　　刑事诉讼中对于“期限”的要求非常严格。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能够说明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身份，也可以证明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当事人的交代是否构成自首。对于这些文书，我们要注意它时间上的衔接、罪名上的变化。
　　如果当事人是在排摸阶段被侦查机关传唤，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属于自首情节。在我办理的多起案件当中，《起诉书》并未认定当事人自首，我根据侦查机关的《传唤证》、《拘留证》上注明的时间，结合案卷其他证据材料，提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观点，基本上都得到了法庭的认可。
　　有一次在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当事人告诉我，他是周五晚上被反贪局叫到检察院问话的，然后一直没有出来。《起诉书》上讲述其被拘留的时间是下周一，《拘留证》和《传唤证》上的时间衔接，明显超过了法定的传唤时间。超过时间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超期羁押，是非法拘禁。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与办案人员就这个事情进行了交涉，也把他们惊出了一身冷汗，希望能够得到我的谅解。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侦查人员在超期阶段所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都归于无效。同时，作为我们不提出控告的交换条件，公诉机关在指控被告人行为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其认罪态度好，希望法庭从轻量刑。
　　从案卷材料中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抓住办案单位的把柄，能够为律师的工作带来很大的主动，从而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只要多留心，这样的惊喜经常会遇上。
　　《立案审批表》、《拘留证》、《逮捕证》上罪名的变化（结合最终《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也需要留意。一般情形下，罪名的变化是因为办案人员对行为的定性认识不准，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的原因。当事人的如实交代是罪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可能是侦查机关的管辖权冲突，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
　　几年前我办理过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阅卷中我发现，在《拘留证》上，当事人涉嫌的罪名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却是“受贿罪”。这一重大的变化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两个罪名的侦查权分属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而且前者的量刑幅度要大大低于后者。这一起案件从头到尾都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如果认定为“受贿罪”，毫无疑问本案全部的证据材料在程序上都是违法的。我在开庭之前与公诉人交换了意见，公诉人沉默了很久，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避免整个案件推翻重来，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辩护律师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追究，作为交换，公诉机关同意认定当事人具有自首情节，综合其他的情节，建议法院减轻处罚。
　　抓住案卷材料的一些重大问题，辩护律师可以光明正大地与控方进行交易，从而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工作方法，控方不但不会记恨辩护律师，还会感谢辩护律师的配合。
　　《鉴定结论》（包括《责任认定书》、《评估报告》等）虽然专业性比较强，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外行而放弃。
　　相关法律对《鉴定结论》的形式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在一些案件中，公诉人对这一方面的规定不熟悉、不重视，所以往往能让辩护律师发现问题。
　　一般情况下，《鉴定结论》可能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1、鉴定书的文号；2、鉴定机关的资质；3、鉴定人的资质；4、鉴定人的数量；5、签名、印章、鉴定时间；6、鉴定的过程；7、是否送达并告知当事人权利。
　　在我办理的一起火灾案件中，案卷材料中缺少了《火灾原因认定书》和《火灾事故责任书》，剥夺了被告人申请重新认定的权利，并且，《火灾损失鉴定书》从鉴定人员的资质到鉴定的计算过程都存在问题。当我在法庭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公诉人无法作答。这些程序上存在的问题，虽然不会对案件的定性产生影响，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体现为量刑上的从宽。
　　在我办理的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件中，案卷里面有一份某机关的《整改通知书》，但是该《通知书》上并没有签收的字样，而是在下面注明“由于单位负责人不在，其他人不同意签收，因此交给工人转交”。留置送达的确是送达的一种方式，但是，必须有其他在场人的签字证明，如果是转交的话，也应注明转交人的详细身份。该单位的《生产日记》可以证明，当天负责人一直在厂里。这说明《通知书》是一份事后补的假书证。当我在法庭上提出我的质疑，连法官都忍不住摇头苦笑。
　　对被告人来说是犯罪证据的《鉴定结论》，有时候也可以作为被告人罪轻的证据。在一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中，我仔细研究了《法医鉴定结论》中对受伤部位的描述，最后发现，受伤的部位大多都是皮外伤和软组织挫伤。对于《起诉书》中所称被告人用脚踩被害人胸部，我指出：用脚踩胸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肋骨断裂，但是被害人胸部仅有皮外伤，肋骨完好，这说明被告人的打击力度是有限的，并非要致被害人于死地，而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部位是头部，是被害人遭到被告人击打后头部撞击地面形成的，从被告人对受害人的打击部位和打击力度可以看出，其伤害他人的主观恶性较小，致死是意外事件。我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官的采纳。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看似无用的诉讼文书卷，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三、对言词证据的审查
　　言词证据主要包括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口供”或者“笔录”。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往往构成案卷材料的主要内容。《起诉书》对案件事实部分的描述，绝大部分来自对言词证据的整理。
　　在研究言词证据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这么几个问题：
　　1、言词证据大多是通过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来制作的。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混乱、模糊、错误，甚至是遗忘，尤其是对时间久远的一些事情的回忆；
　　2、办案人员在记录当事人讲述的时候，难免会帮助他组织和整理语言，留下记录人自己的痕迹；
　　3、对于同一事件的描述，在案卷中会有多个人的多份笔录，如果这些笔录讲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办案人员没有客观真实地记录当事人的陈述；如果存在太多的重大差异，则说明其中部分言词证据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以上三点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将案卷中所有的言词证据反复做对比，认真推敲，一定可以满载而归。
　　我注意到，很多律师在阅卷的时候，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笔录的内容上，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在形式上存在的瑕疵。在言词证据的审查中，形式和内容同样重要。
　　我们在审查言词证据的形式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笔录的制作时间。
　　笔录形成于案件的哪个阶段，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等情节的问题。笔录制作持续的时间，关系到侦查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超过了法定的时间，属于变相的刑讯逼供）。
　　通过对几份笔录制作时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不同的笔录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内容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2、笔录制作人及在场人。
　　在一起强奸案件中，我研究笔录的时候注意到，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有一位侦查人员的名字同时出现在“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中。侦查人员在事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做了修改，将这个同时出现在两份笔录里的侦查人员换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忘了让被告人加上指模。在被告人的笔录中，所有修改过的地方都有指模，惟独这个侦查人员的名字处没有。这说明修改是在事后进行的。同时意味着，要么就是这个侦查人员在审讯的时候，在两个审讯室走动，要么其中一份笔录是只有一个侦查员在场的时候制作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侦查人员制作笔录的时候没有养成签名的习惯。尽管绝大多数的笔录上记录了两个侦查人员的名字，但是实际上除了记录人员的笔迹，很少有另一名在场的侦查人员的签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瑕疵，侦查机关无法证明在场的侦查人员是两人，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那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就是非法的证据，应当排除。
　　3、笔录制作的地点。
　　在我办理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证人证言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找到证人了解情况，证人表示，他在侦查机关讲述的不是事实，但是他不敢出庭作证，怕被侦查机关带走。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也不考虑对他调查取证。那么只有申请法院取证了。法院取证的前提是侦查机关的笔录没有效力，否则法院不会接受我们的申请。
　　 我反复研究证人证言，结果发现，侦查机关取证的地点是在一家招待所。据证人讲，就是在这家招待所里，他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个月时间，被迫按照侦查机关的要求，在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字。我查阅《刑事诉讼规则》，发现取证的地点是不合法的。由于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点不好证明，只有通过地点的非法性来推翻这份证言。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重新对证人取证，最终否定了被告人的该起犯罪事实
　　4、是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根据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时候，必须告知其权利义务，有点像港台影视里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只是在这里换成了“你有权申请回避”、“做伪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每次阅卷的时候，都会留心笔录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记载。一般来说侦查人员不会遗漏这一项内容。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形，犯罪嫌疑人告诉我，他与办案的侦查人员有私人矛盾，为此我特别注意第一次的笔录里面是否告知了权利义务。果然，这名侦查人员可能想公报私仇，为了参与案件的侦查，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在法庭上，我无法举证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于是以侦查人员“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为由，对该侦查人员参与提讯的讯问笔录提出了质疑。
　　5、笔录的签名。
　　一份形式上合格的笔录，最少应当有三个以上的签名：两名侦查人员，一名当事人。关于侦查人员签名的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说说当事人签名的问题。
　　当事人的签名，是最容易被律师忽视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笔录，最后的话都是一样的“以上内容我看过（向我宣读过），和我所说的一致。某某某，年月日”。所以大家都不重视这句话。但是，我在一个案件里面就是通过一句这样的话，否定了当事人的一份有罪供述。
　　 笔录上的记载是这样的：“以上笔录我已经看过，和我所说的一致（由于某某某是文盲，以上由民警代写）”。既然笔录上没注明是宣读，那么肯定是没宣读；既然我的当事人是文盲，又如何可以“看”？这就意味着，笔录的内容我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我在法庭上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公诉人顿时哑口无言。公诉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签名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只要注意到了这句话，就可以得出判断。
　　有些时候，当事人迫于无奈，会在侦查机关已经制作好的笔录上签名。但是，为了在以后的庭审中申辩，有的当事人会在签名上做一些手脚。比如“和我所说的不一致”等等，如果侦查人员马虎大意，这样的笔录就会作为证据移交到法院，给律师的辩护带来机会。
　　6、笔录是否有修改、添加内容的痕迹。
　　在会见在押当事人的时候，有些当事人告诉我，笔录中的一些对自身不利的话，他并没有说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现在了笔录之中。如果当事人的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对已经制作完毕的笔录添加了新的内容。
　　这一做法看似不可思议，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有可能发生的。某些侦查人员破案心切，不惜以身试法，伪造证据。因此，我们在审查言词证据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笔录的书写是否流畅，字体大小是否基本一致，笔迹风格是否统一，墨迹的深浅是否一致。如果在笔录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字迹，而又没有被告人加盖指模确认，那就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如果我们确信笔录可能存在伪造之处，那么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笔迹鉴定。辩护律师的申请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但是通过这一招敲山震虎，可以对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起到有益的帮助。
　　笔录的内容因案件不同而千差万别。每一份放进案卷的笔录都是为了证明该案件的某一个或几个点，能不能互相印证就是关键了。公诉人要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互相印证，而我们要得出的结论就是笔录中关键事实的冲突。
　　一起案件事实的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判断当事人陈述的内容的真伪以及可信度，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研究当事人在不同时间所做的不同笔录中的差异；
　　2、比较不同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陈述的差异；
　　3、结合案卷中其他证据材料（书证、物证等），找出当事人陈述的矛盾之处；
　　4、结合当事人的人生经验，找出其陈述的矛盾之处；
　　5、结合辩护律师的人生经验，找出当事人陈述的矛盾之处
　　在我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件中，由于作案时间久远，三名被告人交代的作案时间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确定的时间有一个多月的误差。而且，被告人所描述的受害人的发型、衣着与受害人家属的描述存在重大差异。这些矛盾如果无法解决的话，就不能认定被告人作案。
　　在另一起杀人案中，被告人多次交代作案工具木棍的长度为50公分左右，但是公安机关现场提取的木棍长度为160公分。被告人的职业是木匠，对于木棍长度的判断，不可能存在如此重大的误差
　　在我办理的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中，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言讲述的作案地点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存在重大差异，且证人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超出了其能力所及。证人说，天都已经黑了，他看见被告人在五十多米外的车里给他姐姐打电话纠集人手，车号是多少多少。很显然，在当时的情形下，证人是不可能看清车号，也不可能听到电话内容的。
　　在审查言词证据的内容时，我们还需要留意，侦查人员的发问是否带有威胁和诱导的色彩。在一起毒品犯罪案件的讯问笔录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有关问题，侦查人员在提审的过程中又是威胁又是诱导，记录人员忠实地将这一对话记入笔录，我阅卷的时候不禁莞尔。通过细心的审查，发现对手的幼稚，也是一种乐趣。
四、对其他案卷材料的审查。
　　案卷材料中还有书证、照片等其他证据材料。我们同样要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认真审查，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着重说说照片。照片是对案发现场或物证的一个客观反映。在审查照片的时候，我们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生活经验来做出判断。
　　在我办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驾驶货车超越受害人驾驶的摩托车时未保持安全车距，导致两车相撞，受害人卷入货车车轮拖拽死亡。我通过照片上车辆的碰撞擦痕，结合物理学的知识，得出“被告人驾驶的货车”并未超车的结论，从而推翻了交警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
　　在另一起特大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驾驶的客车坠入悬崖，车上22名乘客死亡。我根据现场图片中，山路边上的防护墩被撞散的情况，在法庭上指出：如果防护墩按照国家标准设计，这一起坠崖的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导致22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腐败的“豆腐渣”工程！我的辩护观点激起了旁听席上观众的强烈共鸣，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案卷材料中，还有一类所谓的“证据”，那就是由侦查机关制作的《情况说明》、《抓获经过》等。尽管这些材料不属于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是在案件的审理中，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辩护律师一方面要严肃指出这些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一方面又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发现其内容上存在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在所有的案卷材料审查完毕之后，辩护律师还需要站在整个案件的高度，来分析一下：指向被告人犯罪的材料有哪些？非法证据排除之后还剩下哪些？现有的证据是否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案卷材料中缺失了哪些关键性的证据？
　　通过对全案证据材料的综合分析，如果我们能够确信证据链条断裂的话，可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最后的话
　　一名称职的刑事辩护律师，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生活经验，需要敏锐的观察和足够的耐心，需要不服输的韧劲和敢于挑战的勇气，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雄辩的口才。这些综合素质，在阅卷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也许有人认为，刑事辩护是艰难的，辛辛苦苦阅卷的收获，法官也许根本不会采纳，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司法机关存在的问题，不能成为律师放弃业务钻研的理由。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到法律的相关规定，哪怕仅仅是在表面上遵守法律，这就为律师的工作提供了舞台。我们在阅卷时发现的问题，可以作为与司法机关交换的条件。
　　装订成册的案卷终有一天会重见天日，刑事辩护律师的辛勤劳动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肯定。身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我们一定要坚信：法律有时会沉睡，但是它绝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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