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抚州俞城峰律师一起合同诈骗案二审辩护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我接受上诉人王**家属的委托，担任其合同诈骗一案的二审辩护人。现就本案发表下列辩护意见，敬请法庭给以全面考虑并采纳。一、 一审判决以个人合同诈骗对上诉进行判处，违背客观事实，适用法律也补恰当。结合本案已有的证据材料，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王**与同案被告人祝**对被害人冯**实施诈骗，完全是以“江西**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其骗取冯**50万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缴纳江西**实业有限公司第二批注册资本借款支付所需要的利息和手续费用。很显然，上诉人王**宁和同案被告人祝**个人均没有要占有该50万元款项的主观故意，客观事实也是上诉人王**与祝**并没有从中获取一分利益。其主观动机完全是为了**实业公司能顺利通过工商部门的法定审核程序。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意图。至于被告人祝**设立“江西**实业有限公司”其是否为虚假注册是否存在其他非法目的，我们认为在有关行政主管机关未作出相关行政处理之前，至少法院不应当主观臆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第三条对以单位名义进行犯罪而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作出了详细规定。归纳起来有三种情况：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的犯罪；2、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在本案中，上诉人王**参与的合同诈骗犯罪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形，一审判决并没有指明。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作为严肃的司法裁判且又关系到上诉人后半生的人身自由的重大问题，一审判决不应当含糊其辞，必须明确指明，上诉人王**与祝**具体具备哪一情形而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我们提出上一问题，旨在指出，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诉人王**参与的合同诈骗具有“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存在法律适用不当的问题。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确定我省九种侵犯财产犯罪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第（一）项“诈骗罪”第3款明确规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数额较大，以5万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20万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80万为起点。”结合本案，上诉人王**参与诈骗冯**的款项全额为50万元。本案以单位实施合同诈骗论处，根据《刑法》第231条的规定，上诉人王**在江西**实业有限公司只能作为合同诈骗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其涉案全额只能认定为“数额巨大”，而不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上诉人王**的量刑幅度应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合同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存在法律适用不当问题。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上诉人王**参与的合同诈骗共同犯罪可不区分主犯、从犯，但是根据王**在具体实施合同诈骗过程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我们认为对上诉人王**的量刑也应充分体现：其在合同诈骗中处于被领导、被支配的地位，其作用是辅助性的。 1、现有的证据材料已经证实，上诉人王**并不是江西**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其只是受公司聘用的管理人员。王**在公司虽然具有经理负责人的身份，但是其在公司根本不具有主导核心的地位，公司有关事务的决策权也根本不由王**参管。这一切就决定江西**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结果与王**根本不会产生为谋利而冒险犯罪的主观动机。事实上，王**参与到合同诈骗中来，其最初本意就是为公司筹借资金用来偿付公司第二批注册资本借款所需的利息和手续费用。除此之外，王**并无其他任何目的。由此也可看出，上诉人王**并积极配合祝**骗取冯**50万元，完全是出于公司利益，其根本没有占有、私分50万元的主观目的。就上诉人王**个人的主观恶性来讲并不大。从骗取50万元的利益角度讲，王**与祝**存在本质区别。 2、在整个合同诈骗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同案被告人祝**，而非上诉人王**。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在整个合同诈骗过程中王**的作用仿佛很大。但是值得法庭特别注意的是，王**与冯**是多年的朋友，由王**出面与冯**洽谈更容易取得冯**的信任。同案被告人祝**恰恰就利用了王**这一点。从表面上看，实施合同啊、诈骗王**比较积极主动，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祝**的掌控之下，是听命于祝**。王**所实施的行为只是整个合同诈骗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这环节恰恰又是由祝**一手安排。我们认为，法庭不应当被事实的表象所蒙蔽，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罚当其罪”，令当事人服法。一审判决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仅仅看到王**积极配合祝**实施一系列诈骗的表面，而忽略了王**实施的这一系列诈骗行为是完全受命于祝**；完全是在祝**的掌控之下所进行的行为。是被祝**推向前台的“替罪羊”。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一审判决根本没有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将上诉人王**的行为视为“积极、主要”的行为完全不妥。纵使上诉人王**参与的合同诈骗属于个人诈骗行为，那么其与祝**也应当属于共同犯罪，主从问题还是十分明显。但一审判决对此不加区别考虑明显不妥。事实上，按照最高人能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犯、从犯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本案不区分住从犯，那么对上诉人王**的量刑也应充分考虑，上列因素并在刑期切实体现出来。三、一审的量刑判决没有充分考虑上诉人王**的自首情节，判处王**有期徒刑十年明显不妥。我国《刑法》第6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有关自首情节的量刑原则均作出具体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有关自首情节量刑原则，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结合上诉人王**所获有期徒刑十年的情形，一审判决就根本没有充分考虑王**所具有的自首情节。这与当前国家倡导的刑事政策明显不符。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上诉人王**参与的合同诈骗犯罪应当认为是单位合同诈骗。上诉人王**在这一合同诈骗犯罪中只属于合同诈骗“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江西省的有关规定，王**参与的合同诈骗全额只能认定为“数额较大”，只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幅度内处罚。结合王**在合同诈骗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具有自首情节，建议二审法院改判王**有期徒刑三年并考虑适用缓刑。上述意见，敬请法庭全面考虑。 辩护人：江西正石律师事务所 律师 俞城峰 2011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