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检察日报
【关键词】特别程序；未成年人特殊保护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群体特性，应当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制定刑事司法政策和设计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和规则。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专门的诉讼程序，而是散见于宪法、刑法及其修正案、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定。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普遍给予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以特别保护，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实践需要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立法层面将这些实践成果予以确认并系统化、制度化。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突出变化，是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一章设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共11个条文，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体例上相对独立，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反映出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注。具体来说，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一是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尽管之前相关法律已经对该原则作出了规定，但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使其顺利健康回归社会。这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由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决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多是由于意志薄弱或者是情感冲动造成的，主观恶性不深，再加之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未成年人犯罪，从一定意义上讲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同时，相对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对法律了解相对欠缺，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二是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这就要求，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者设立相对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与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要求办案人员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一要求与联合国司法准则是一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下称《规则》)第22条规定：“应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使所有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因此，新刑事诉讼法266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

　　三是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新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发育程度的限制，通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争辩的实质内容，不知道如何行使诉讼权利。有辩护人的参与，就能为其及时提供需要的法律帮助，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将义务机关扩大到公检法机关。根据规定，“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换言之，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四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意味着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社会调查也是许多国家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惯例，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贯彻刑罚个别化和全面调查原则的具体表现。进行社会调查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还可以促使其认罪悔改。社会调查报告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决定逮捕、起诉，法院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考量依据。

　　五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269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之所以要听取律师意见，是因为律师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更了解与未成年人案件相关的事实中哪些情形对采取非羁押措施更有意义。《规则》第13条规定：“审前拘留应仅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使用，而且时间应尽可能短”；“如有可能，应采取其他替代办法，诸如密切监视、加强看管或安置在一个家庭或一个教育机构或环境内。”《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b)项规定：“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并与成年人分别处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利于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这是分案处理原则的要求。应当强调的是，分案处理原则不应仅是办案机关在采取拘留、逮捕时应当遵守的原则，而应当是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原则性规定。

　　六是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新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可以通知”改成“应当通知”，并扩大了到场人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可以通知”含义是，讯问、审判未成年人案件，应当首先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应当通知其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也可以通知”并不是授权性规范，而是强制性的。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沟通，根据新刑诉法第270条第2款规定，还可以对讯问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新刑诉法第270条第5款规定，如果被害人、证人是未成年人，询问时也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应通知合适的成年人到场。

　　七是设立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175条、第17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理解这一规定，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适用的案件范围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案件；第二，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第三，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第四，在程序上，应当事先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意见。但该项仅属于程序条件，并非实质要件，不影响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若公安机关、被害人有异议，可以在附条件决定作出后申请复议、复核或者申诉；第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没有异议。这与新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不同。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酌定不起诉，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的，只能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八是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考虑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不良影响，消除对其今后生活和工作中的不良记录，给犯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提供机会，减少社会对立面，有利于社会长久稳定。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非有法定事由，不得公开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记录和被刑事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不起诉或因轻微犯罪被判处刑罚的记录。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新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并不妨碍“若干意见”的执行。

　　总体而言，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使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更有针对性，更有利于通过诉讼活动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有利条件。可以说，该程序的确立，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简介】
宋英辉，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