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双方签订了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约定解除条件或是法定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依法应否受理此类案件，主要看解除合同的案件到底是否属于民事受案范围。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另一方没有异议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另一方有异议的，主张解除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1］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解除权赋予了合同当事人，而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受理，有的不受理，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因此，很有必要做一探讨。

一、合同的解除与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2］合同解除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解除的合同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只有在依法成立并生效后，才存在解除。无效合同、可撤销的合同不存在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合同一旦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非依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随意解除合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主要有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形式。

（三）合同的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除当事人协议解除以外，当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之后，合同并不自动解除。无论哪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

（四）合同解除使权利、义务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此种解除的情形称为协议解除。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据此，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这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为约定解除权。

约定解除权与解除权的行使，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成立以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一方在出现某种情况后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当事人在订约时或其后约定的解除权条款为前提。合同订立后，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属于解除权的行使。解除权可以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也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约定；可以约定一方享有解除权，也可以约定双方均享有解除权。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也即解除权人不必再与对方协商，便可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当出现了解除权行使的法定事由，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并且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986年4月12日法（经）发［1986］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六）承包欠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该条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出现如上法定情形时，由谁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但根据本条中“应当允许”的字样，谁允许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是法律；允许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显然是指合同当事人。

199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河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了解除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定条件；第25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程序，即除当事人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农业承包合同，须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通知书应当注明对方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须于十五日内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认可。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因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对此，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做出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该法第61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逐步在完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过去的法律，还是现行的法律，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了当事人，而未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任何机构，这个原则是一贯的。

应当注意的是因情势变更的情形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所谓情势变更，是指在合同订立后，因发生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情况，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基础，使合同的履行失去意义或者履行合同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的情形。[3]有学者认为因情势变更要求解除合同的，不适用通知，而应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4］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情势变更制度虽然有利于贯彻公平原则，但在经济贸易中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情形是极少的，且如何划分正常的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较为困难，掌握不好，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有的法官也可能滥用这项权力，甚至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我国合同法未吸纳情势变更制度，而将此种情形归纳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之中，也属于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之一。当事人也应根据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者双方协议变更或解除，而不应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就是解除合同的条件之成就。解除合同的条件，分约定解除条件和法定解除条件两种。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比如，当事人在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时，可以约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用电、用水及取暖。当出租人不能供应水、电、暖时，承租人便可以解除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的解除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所谓不可抗力，是指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5］不能预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于某一客观情况的发生无法预料。不能避免是指当事人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能阻止客观情况的发生。不能克服是指当事人在不利的客观情况发生后，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消除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根据通说，不可抗力包括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原因，政府禁令等政府行为。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对履行合同的影响不尽一致，有大有小，有的只是暂时影响到合同的履行，完全可以通过延期履行合同从而实现合同的目的，不必解除合同；只有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时，当事人才能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二）因预期违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预期违约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即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三）因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仍未履行合同主要债务；或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债权人催告后仍未履行的，法律视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四）因迟延履行或有其他违约情形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包括履行期限构成合同的必要因素，比如季节性、时效性较强的合同标的物的迟延交付；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或只履行极小部分的义务；履行质量与约定严重不符，无法通过修理、替换、降价的方式予以补救等情形。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如一方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合同，对方在合理期限内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未恢复履行能力也未提供担保的情形；因发生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情况，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基础，使合同的履行失去意义或者履行合同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的情形等。另外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当事人可以根据该法律规定，行使解除权。如《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三、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定程序。

前述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之后，合同并不当然解除。合同当事人还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行使合同解除权。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对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当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一方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不必与对方协商，也不必经对方同意，只要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便告终止。

合同的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怠于行使的，解除权消灭，比如当事人约定出现某种情形，可以在30天内行使解除权。那么在合同约定的事由出现30天后，当事人不能再要求解除合同，必须继续履行。当事人没有约定或是法律也没有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非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当事人或者违约一方的当事人为明确自己的义务是否还需要继续履行，可以催告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对方即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不行使解除的，该权利消灭，合同关系继续存在，当事人仍然要按合同履行义务。

四、合同解除权行使后的法律救济。

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为了限制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以避免给无辜的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法律同时规定了救济措施。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行为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在民诉法上叫做提起确认之诉。这也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具体运用。当事人异议的理由大致可以有三个方面，一是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并未成就。二是虽然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但解除合同大可不必。三是解除合同的程序违法。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案件时，也要着重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审理，看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是否确已成就；解除合同的必要性有多大，能否继续履行，合同目的是否完全不能实现；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的程序是否合法。如果这三个方面同时具备，那么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当属有效，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已解除；如果这三个方面不同时具备，那么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当属无效，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合同继续有效。



注释：

[1]参见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68页。

[2]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47页。

[3]参见李国光主编《中国合同法条文释解》，新华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9页。

[4]参见刘凯湘编著《合同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97页。

[5]参见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64页。

作者：李忠全　郅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