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危险驾驶机动车已成为社会公众话题，无论是普通群众、社会舆论，还是公检法实务界以及法学界，对此都十分关注。从杭州飙车案到孙伟铭醉驾案，机动车的危险驾驶一再触动着普通民众的神经。2010年 4月28日，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将进一步完善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制度和措施，建议研究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这也意味着危险驾驶入罪正式提上议程。虽然对于是否应将危险驾驶纳入刑法规范，学界仍有诸多争议，但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确有必要，并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从规范层面看，危险驾驶行为需要刑事法律作出合理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对酒后、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仅是罚款、暂扣驾驶证和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后构成犯罪的起刑点，也未与其他一般情节的交通肇事犯罪明确区分，这样导致法律责任过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归罪，实践中争议较大。对醉酒驾驶肇事后造成重大伤亡的，有的地方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地方定为交通肇事罪，“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法律适用上极不统一。有关法律专家学者认为，现行法律对醉酒等驾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完善。按照我国刑法规定，酒后甚至醉酒驾驶尚未造成交通事故的，不构成犯罪。此外，按照最高法《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的，仅将其作为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加以考虑，未将其列入刑法第133条规定的“有其它特别恶劣情形”范畴来量刑从重处罚，而这些都需要刑事法律作出合理规定。

二、从刑罚目的看，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即无论是对已犯罪者的惩治还是对潜在犯罪者的威慑，都能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犯罪的功效。鉴于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危害严重，危险驾驶造成交通事故的社会影响恶劣，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危险驾驶的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加大惩处力度，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从法律制度层面建立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的长效机制，从而对危险驾驶行为者的刑罚处置有法可依，及时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也能对那些放任自己行为，具有危险驾驶可能的行为者起到警惕、威慑作用，以使在刑罚目的上起到预防此类犯罪的效果。纵然刑罚不是万能的，刑法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综合治理才是现今刑罚改革的趋势，但无论是从刑罚理论出发，还是从当今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刑罚的预防功效却是不容置疑的，就从这一角度讲，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也是必要的。

三、从立法经验看，每一次的刑法修正案对社会生活的调整都具有着积极意义。如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具有打击此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已经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而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因其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以及刑事违法性，已经进入的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此类行为的刑事法律规制，无疑也能起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并且，近年来社会普遍呼吁加强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包括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整视野，因而通过立法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来回应公众的呼声，这也反映了立法的民主化。因此，考虑实际情况与司法实践需要，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也是可行的。

当然，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诸如危险驾驶行为如何界定，危险驾驶行为的罪行如何操作等仍然需要论证。并且，正如前面所提到，刑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我们也不能期待“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增设会制止全部的危险驾驶行为。为此，也需要在安全教育、守法意识、道德规范等方面下功夫，推行综合治理措施，方能有效遏制危险驾驶的行为。

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法院 周兰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