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刑法典探源
发布日期：2004-09-07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要：加强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就古代法学海洋中的《伊训》、《周礼》、《吕刑》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以期达到某种借鉴作用。
关键词：五刑；刑法；法典
《伊训》：中国的第一部官员治罪条例
《伊训》是商朝一部重要刑事法律。成汤去位后，其孙太甲继位，辅佐他的是前朝元老伊尹。太甲年幼无知，耽于酒色，伊尹将商汤在位时已制订的《官刑》重新修订，即为《伊训》，其主要内容是：
（一）“制官刑，儆于有位”，儆即警戒；有位，即掌握一定权力。
（二）反对三种不正之风，打击十种职务犯罪。所谓“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所谓十愆，即：在宫廷内昼夜歌舞的；在官邸内酗酒的；收受贿赂的；贪恋女色的；一贯游山玩水的；一贯打猎钓鱼的；背离先王遗训、天子诏喻的；拒不接受忠言的；远离年高有德之士的；亲近娈童的。十种职务犯罪中，如“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等罪状描述具体，意思明确，“侮圣言”、“逆忠直”， 意思稍嫌空泛。据《孔传》解释，是指“狎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可见对当时官吏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三）《伊训》对三风、十愆的刑事责任有所规定。所谓“家必丧”、“国必亡”，不是一般的告诫之辞，而是具体的惩罪措施。“家必丧”，即取消其在家族中的职位：“国必亡”，即剥夺其统辖封国的权力。至于“臣下不匡，其刑墨”，更为明确：臣僚和下属对犯有三风十愆的主上不加匡劝的要受到刺面之刑。
据有关史料记载，伊尹曾因太甲耽于酒色，荒于朝政，而将其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西），三年后，因太甲改悔，伊尹又将他迎回复位。据此可知，当时伊尹曾推行过一次反“三风”、“十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且声势浩大，连一国之君也受到惩处。
《周礼》：中国第一部礼刑合一的综合法典
《周礼》的主要内容有：
（一）对官民的犯罪分门别类加以明确规定。《周礼·秋官·士师职》有“士之八成”的规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酌，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矫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根据郑玄的解释，邦酌是窃取、刺探国家机密之罪；邦贼是紊乱国政、谋反作乱之贼；邦谍是勾结外国之罪；犯邦令是抗拒君主指令之罪；矫邦令是擅自改变国家法令之罪；为邦盗是盗窃、贪污国罪；为邦朋是拉帮结派之罪；为邦诬是中伤国王、诬告臣僚之罪。老百姓也有八种主要的罪名。《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定：“以分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其中不孝、不睦均为后世所沿用。不姻即为对婚姻家庭义务的违犯；不任、不恤，是指对朋友邻里有急难、困苦时不加救助。据此可见，周代把违反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的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体现了礼法合一的特点。
《周礼》的另一个功能和作用，则在于积极预防犯罪。《礼纪。经解》曾阐述道：“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勤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在这些失礼、违法、犯罪行为中，最严重者莫过于犯上作乱或反叛暴乱，《周礼》正具有预防这种祸乱潮水肆意泛滥的堤防作用。
（二）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刑罚体系。首先，关于五刑的确立。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刑种渐成体系。《周礼。秋官》对五刑已有明确规定：“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辩罚之轻重。”丘睿注云：“五刑之名，始见于虞书，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按此说，《周礼》是最早具体规定五刑条目的法典。
其次，关于“圜土”和“嘉石”制度的确立。我国的监狱制度，一般也认为始于周。《周礼。秋官。大司寇》称：“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罢民系对良民而言，也可以说是统治者眼中的“刁民”或“惰农”。另外，还有“嘉石”制度。“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末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石，役诸司空。”嘉石，前人解释乃石上刻有“嘉言”，即教育人改恶从善的语录。坐诸嘉石的时间，亦有具体规定。“重垂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据郑玄的解释，这是较收聚于圜土的罪行更轻的罪过行为，即虽已有罪过，但尚未触犯刑律。这说明“圜土”、“嘉石”是对轻微犯罪的惩戒方法。
最后，关于罚金罪的确立。据《秋官·职金》载：“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它说明周代沿用了舜时“金作赎刑”的制度，而且贯彻了“罪疑惟轻”、“罪疑惟赦”的原则。
《吕刑》：第一部实体法与程序法合编的法典
据《尚书·吕刑》记载：“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即周穆王的司寇吕侯受命于穆王，本着夏朝以赎刑代替肉刑的精神，制定了《吕刑》。
（一）关于刑法的指导思想。《吕刑》继承了西周明德慎法的指导思想，主张敬德于刑，以刑教德。敬德，主要是指天子和执法官吏要有德行节操。它要求各级执法官吏，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当具备敬德的基本品质，这就是天子敬德，如同敬天，而敬天的本质因素是保民，要既作民、臣的表率，又要使民安居乐业。因此，敬德成为明德的继续发展。《吕刑》以宽和、公允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这从“训夏赎刑”之句也可看出。《吕刑》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引述苗族无德滥刑，终遭天罚以致亡国灭嗣的教训，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吕刑》通篇强调一个“中”字。如云“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不是上天不公，而是咎由自取），“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苗族不选择优秀的司法官员，不以宽厚精神执行五刑），“罔中于信，以覆徂盟”（苗民没有评定是非的标准，只好诉诸鬼神），“民之乱，罔不中听于狱之两辞”（在百姓中引起混乱，无不在于司法官吏没有客观公正地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等。“中”的含义丰富，既有公平、正直之意，又有宽厚、适中之意。《吕刑》开篇所说“荒度作刑”，废苗族之苛法，立穆王之祥刑，也体现在“中”字上。
（二）关于定罪量刑的制度和原则。其一，量刑要结合形势。《吕刑》提出“刑罚世轻世重”，“轻重诸罚有权”。前一句讲的是宏观，即应实行“乱世用重典，盛世用轻典”的刑事政策；后一句讲的是微观，即对具体案件，要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在处罚的轻重上灵活掌握，不可拘泥。“惟齐非齐，有伦有要”；齐，指统一标准；伦，是次序；要，是关键；意为办案既要依据统一的法典，又要斟酌轻重，权变处理；要分清主次，抓住关键。《尚书。蔡传》对这段解释颇为中肯：“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
其二，将“有疑从宽”制度化。《大禹谟》虽然讲过“罪疑惟轻”，但没有具体的制度，《吕刑》继承了前代有疑从宽的精神，并且规定了具体的办法：“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劓、刖、宫、大辟是奴隶社会的五刑，疑赦，即有疑从宽之意。凡犯了五刑之罪，而事有可疑，不能定罪的，即改判罚金。《吕刑》规定了罚金的幅度，从百锾到千锾，视疑罪的轻重而定。此外，《吕刑》还作了“阅实其罪”的规定，即对疑罪改判罚金后，并不就此了结，还要继续查清犯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吕刑》的罚金是一种单独的刑种，分为五等，与五刑并立，和《舜典》所说的“金作赎刑”，以铜赎罪不同。这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大改革，既可保存劳动力，又可增加国库收入。《吕刑》指出“罚惩非死，人极于病”，即罚金虽不致人于死，但同样给人造成痛苦，正是对罚金刑的价值评价。
其三，实行上下比罪的比附类推制度。《吕刑》规定：“上下比罪，勿僭乱词，勿用不行。”“勿僭乱词”，即为不得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指援用，“勿用不行”，指不得援用无效的法律作类推、比附。
（三）关于诉讼的制度和程序。《吕刑》对诉讼中讯问、调查，证据的认定以及案卷的呈报，都有具体的规定。《吕刑》对当事人的供述极为重视。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按《周礼。小司寇》之说为“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是一种察言观色的审讯方法，虽然并不可靠，但在当时，也是审判实践的总结。此外，《吕刑》还强调注意证据的准确性及供词的矛盾：“察辞于差。”必要时，应向公众调查，即到民众中去明验。注意细小的情节：“简孚有众，惟貌有稽。”西周制定的简孚制度，是明德慎刑中非常光辉的内容之一，也是对古代诉讼法中证据学的一个重要发展。
《吕刑》规定办案时，应当“惟察惟法”：一要调查案情，二要依从法律，凡是未经查实之事，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即 “无简不听”。案子在判决时，还应“明启刑书胥占”。明，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启，是打开翻阅的意思，胥为共，占为对照之意，即案件判决时，需有法官共同议定，而且应援引刑法条文。
《吕刑》对案卷材料也很重视，一案办完，必须“狱成而输”、“孚而输”，即将案卷材料如实上报。
（四）关于对司法人员的要求。重视法官选拔，明确法官责任，《吕刑》通篇充满告诫之辞：“念之哉！”“敬之哉！”可谓耳提面命，大声疾呼。同时《吕刑》非常重视司法人员的作用，把“四方司政典狱”看成是代天牧民的执政者。他们的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三苗之所亡国绝嗣，即在于没有选择好司法官员，“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因此特别强调治国安民，所以，要选择好司法官吏，“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 何敬，非刑？”如何评价一个司法官员的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呢？《吕刑》提出了“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哲人惟刑”的主张。巧言令色之徒不能担任司法职务，只有贤良明哲之士才能管好狱政。良、哲的标志可以概括为：必须敬遵天命，效忠君王：“敬遵天命，一奉我一人”；必须执法严正，操守清廉，所谓“哀敬折狱”，即对法律持敬重之心，对罪犯怀怜悯之情。对此《吕刑》有“五过之疵”的规定，列举了五种贪赃枉法的根源：“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惟官是依仗权势，袒护违法官吏；惟反是借以职权，私报恩怨；惟内是靠裙带关系走内线，在审理案件时牵制、曲解案情；惟货是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惟来是接受请托，贪赃枉法。周王把惩治国家官吏犯罪，看作是维护奴隶制统治的基本大政，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对任何违法乱纪官员一概进行严肃处理，这体现了西周时期惩治职官犯罪的求实精神。五个字简明扼要，概括了以权抗法、权钱交易、人情案、关系案种种司法腐败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了“狱货非宝，惟府辜功”的命题，指出贪赃枉法所得的贿赂不是财富，而是罪恶的积累。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贪污贿赂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吕刑》对执法人员还进而提出必须勤奋工作，力诫懈怠：“罔不由慰日勤”、“罔或戒不勤”，哪怕连偶尔的一点懈怠也不容。
《吕刑》成书于公元前10世纪，比罗马法早500年，比李悝的《法经》至少早800年。自两汉开始，历代《刑法志》多引《吕刑》而取法，它在中国刑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