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的实质就是国家对犯罪所作出的谴责，是对行为人所作出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性否定评价。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通常通过刑罚来体现。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追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制约因素差异性较大，以致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上问题较多，通过本文，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希冀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刑事责任能力辨析

我国1997年《刑法》第18条规定，行为人必须在具有完备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与通常意义上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现于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当中，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理解为，行为人具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而自觉有效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刑事责任能力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确定的行为能力的本质所在。特别是基于各部门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人权利义务性质及行为复杂程度的差别，法律判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标准，即认识、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性质及程度的划分标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规定来加以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行政行为能力的人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为下都是精神错乱的。[1]

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具体化还表现为：精神病人必须在病理性机制（如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等精神症状）的直接影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或尚未完全丧失，而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状态，必须体现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或者危害行为之中；他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与其所患精神病的症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实质含义所在。

前述内容充分说明刑事责任能力是与道德责任能力、其他法律行为能力严格区别的，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上，也有必要加上刑法的印记。从而表述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制约因素

刑事责任能力的制约因素，即指制约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因素。笔者认为应包含：

（一）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程度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它是确定行为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主观根据。刑事责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应该是内涵相同的范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征：

首先，承认客观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出现反常行为，从而给本人、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这些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他们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现象、客观规律。

其次，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础是对刑事法律的认识，就是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的能力，即辨认能力。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对后者起着决定、制约作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仅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各种具体行为方面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会表现出性质上的区别和程度上的差异。[2]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发展变化过程，如疾病、身心发育、智力发展程度、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制约。

（二）行为人犯罪的主客观特征

犯罪主观方面的罪过是任何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罪过是犯罪主体的一种应受法律谴责的心理态度，来源于意志活动，即他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后果，却依然希望或放纵这种结果的发生。

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受精神疾病的影响，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一定的损害或削弱。这造成了他们实际是在被削弱的意识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特征。因此直接故意犯罪时，行为人为了完成预定犯罪目的意志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实际是具有某种病态成分的犯罪动机所驱使的结果。而间接故意犯罪时，行为则是在具有一定荒谬色彩、不合情理内容的精神障碍影响下，选择实施犯罪，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同样道理，精神病人在实施过失犯罪时的主观意识能力和意志能力也与正常人大相径庭。

综上，考量精神病人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能仅局限于罪的客观方面，而应结合其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特征，进行客观的综合性评价。仅从客观方面来看，精神病人实施的犯罪多是杀人、伤害、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而且犯罪手段残酷、造成的危害后果严重。但这种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表面现象，其后起支配作用的，实际是受紊乱的精神活动制约而有所缺损的意识力和意志力。

（三） 精神病人犯罪的社会性原因与生物性原因的关系

刑事法律和其他社会行为规范都是调整社会的人的行为。社会的人的本质是具有自我意识，正是这种自我意识，让社会的人与生物的人，乃至其他物种相区别。人产生自我意识，不仅首先需要以一定的生物基础，即大脑为前提，而且需要以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为条件。精神病人正是由于大脑机能失调或处于紊乱状态而产生的疾病，从而导致自我意识的能力和以此为前提形成的意志能力丧失产生的基础，或该基础受到破坏。

法律不应谴责无意识力、意志力者的危害行为，否则就象谴责动物的侵袭行为或自然界的破坏一样，是异常荒谬而又毫无意义的。就犯罪个体而言，犯罪行为是动机和作出决定的心理过程的某些环节变形的结果。[3]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完全是生物性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对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个体而言，因为他们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的人，他们的心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受到处于紊乱状态的大脑的支配。尽管此类精神病人犯罪原因中的社会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相互交织、渗透，但依据已有的科学技术尚无法将他们准确的分开。

因而，社会性因素与生物性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他犯罪直接原因的事实，足以决定刑法只能部分的谴责其犯罪行为，毕竟生物性因素所导致的危害社会行为当然不在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四）诉讼程序上的影响

刑事责任能力受诉讼程序的制约，主要是由于追究限制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而精神病人所患疾病对其诉讼行为能力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以此为中介影响其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被告人的诉讼行为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并在意识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自觉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和其他诉讼行为的能力。他主要受由感知、记忆和表述等三种具体能力所构成。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会不同程度的遭受损害。以前理论界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二分制的划分，即全有或全无的划分。[4]但是大量的司法精神病学原理和鉴定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精神病人的感知、记忆和表述案件事实的能力只是有所减弱，而并未完全丧失，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应将刑事责任能力作三分制的划分，增加规定患者感知、记忆和表述案件事实的能力之一，虽未达到丧失或严重障碍的程度，但却受到一定损害或有所减弱的，应判定为限制刑事诉讼行为能力。与二分制相比，三分制的显著功能在于：既严格执行被告人因无刑事诉讼行为能力而中止诉讼的制度；又在被告人被判定为限制诉讼行为能力的条件下，避免了因二分制而导致的贸然中止或继续诉讼所造成影响诉讼程序正常进行或处理结果准确性的弊端。当其在诉讼阶段被判定为限制诉讼行为能力时，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决定诉讼程序进行与否：无须凭借被告人供述，已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继续进行诉讼；没有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据，而有赖被告人供述证实案件事实的，应中止诉讼，并待条件具备时恢复诉讼。

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不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而仅影响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序问题。因此，这类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受疾病的影响而导致的无悔改表现或认罪态度差的事实，不足以作为证明其人身危险性严重的证据，更不能因此加重其刑事责任。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功能也不相同，不应简单的以责任能力鉴定代替诉讼行为能力鉴定。

注释：

[1] 如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性欲冲动而强奸妇女，只要在行为时他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时能够利用时机、地点，犯罪后也能掩饰、逃避或诡辩，那么，他就与一个精神正常的强奸犯在犯罪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他就应被认定为有刑事责任能力，而该行为人在当时则可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2] 前一种差别的存在，是刑法规定精神病人有否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依据之一，后一种差别的存在，则要求司法鉴定和审判工作必须结合行为人实施的具体危害社会行为，去判定精神病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或削弱的状况。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存在被害妄想等症状的情况下，实施贪污、受贿行为，就不能判定其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但其若在被害妄想等病理性机制的影响下实施杀人、伤害等行为，则应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3] 这里所讲的一些环节是指犯罪成因系统组成的一些要素，诸如需要、利益、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等。

[4] 林准主编：《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人民法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5页。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  徐敏俐 杨冬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