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别人的医保卡就诊、假扮急诊不给医生核卡机会……最近，深圳多家社康中心反映该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假扮患者，以“钓鱼执法”方式诱使医生进行违规操作，受到普遍关注，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一方面，执法者假装紧急病痛，有向医生“下钩”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百姓深恶痛绝的“钓鱼执法”行为有诸多不同：从感情上讲，社保局没有诬赖无辜百姓，查处的是确实存在问题的医疗机构；从程序上讲，工作人员获得了充分的证据，不存在公权力的胁迫；从结果上看，为众多参保人管好了看病的钱袋子，是件好事。
　　那么，深圳社保局的做法到底算不算“钓鱼执法”？“钓鱼执法”该如何界定？类似执法行为是否一律不能使用？这些，既是厘清深圳社保部门执法事件的关键，也是自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以来，有关各方和社会公众亟待弄清的疑问。
　　遗憾的是，由于至今“钓鱼执法”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尚无明确规定，有关方面也迟迟未给出详细解释，专家学者观点也各不相同，直接造成在类似事件中当事方和社会公众“各执一词，你吵我嚷”的局面。
　　据了解，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的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但在我国还没有定论，也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行政处罚法仅简单规定，行政机关发现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发现违法事实手段和方法，却没有具体要求；取证过程是否要亮明身份，也无明文规定。
　　2008年10月1日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倒是规定了，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如果仅是“微服私访”且不对被调查者威逼利诱，这样的“钓鱼执法”是否能合法使用？
　　“钓鱼执法”事关政府形象和百姓利益。公众之所以对深圳社保等类似事件如此关注，正是关心公权力是否能在法制轨道上运行。随着“钓鱼执法”概念的广泛使用，太多细节和概念需要有关部门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完善和规范。毕竟，再多的争议和探讨，都代替不了法律上构筑的边界。
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