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小修小补，恐怕无济于事；彻底废除，怕也未必合适。我个人的主张是“重建”，即重新制定一个全新的条例。重建后的效果，最好是能实现地方政府与公民个人的“互利双赢”。至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双输”，弄得拆迁方和被拆迁方都出人命。苟如此，则拆迁条例的“拆迁”，就能树立起一个拆迁的榜样来。
问题是怎么改。依我看，首先要“重新命名”。为什么要改名称？因为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一听名字就知道，中心任务是拆迁，管理则是为拆迁服务的。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十九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这些精神，则不能一眼就看出来。结果是什么？是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只见拆迁，不见管理，甚至完全无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就连旧条例明文规定保护的“文物古迹”，也有个别地方照拆不误。说到底，恐怕就因为该条例实际上是“重在拆迁，轻在保护”。这就非“正名”不可。怎样“正名”？更名为《城市房屋征收的拆迁管理与权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这又有什么不同？主题由“拆迁”改为“征收”，就能与“上位法”相一致。落脚点由单一的“拆迁管理”，变成“拆迁管理与权益保护”，就能保障公民权益，争取官民共赢。这叫“一个主题，两个落脚点”。名称一改，立法思路就会变，事情也就可能会变得好起来。
其次，要“理顺关系”。怎样理顺？看“上位法”怎么说。事实上，宪法第十三条、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的说法一致。一、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其合法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二、要给予补偿。三、征收与补偿的主体均为“国家”。因此，建议新条例明确规定，城市房屋拆迁，只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和补偿的主体，应为县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当然，如何界定和理解“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讨论。但这个前提，不能动摇。至于拆迁中的“官民纠纷”如何解决，新条例也可以做出规定。
第三，要“明确程序”。什么程序？征收，补偿、拆迁的程序。因为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没有程序规定，就其实无法可依。怎么明确？我的建议是：1.县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应事先通过合法程序立项，并向市民公布。2.立项以后，应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有效途径，公开向当地人民公布理由，说明确系“为了公共利益”，确有“需要”，并预留足够的异议期。3.异议期间，当地主流媒体应有足够空间发表公民意见。4.异议期满后，应向当地人大常委会申请批准。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应有持异议的公民代表到场陈述理由，并现场直播。5.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应由政府派代表与拆迁户协商，并达成协议。为保证协商的公平，既保护国家利益，又保护公民权益，应由中立的第三方对被拆迁房屋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对拆迁户的搬迁时限，应有合理的约定。违章建筑，立项公布以后新建、扩建、改建的部分，均不予补偿。6.达成协议后，由政府实施补偿，并一步到位（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7.补偿到位，拆迁户搬出后，方可拆除该房屋。8.对领取了补偿，又拒不履行协议的拆迁户，以及不接受合理补偿的拆迁户，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裁决。最后，依照法院裁决执行。
第四，要“加大力度”。什么力度？防止公权滥用的力度，保护弱势群体的力度，对非法拆迁和暴力拆迁的惩罚力度。具体地说，就是希望新条例能够明确一点──非法拆迁和暴力拆迁，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何认定，是法院的事。侵犯公民财产罪、抢劫罪、人身伤害罪，甚至谋杀罪，哪个适用就用哪个，反正不能轻描淡写地“家法伺候”了事。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不成熟想法。我非法学家，一介公民而已。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计民生，大家都可发言。言不尽意，仅奉绵薄；国泰民安，是所望焉！（厦门大学·易中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