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某乡邮政所邮递员刘某负责代销中国体育彩票（“勇争第一”彩票），2008年7月5日上午刘某在自己的代销点购买彩票中得500元奖金。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刘某将中奖一事告知同事，同事遂要刘某请客。刘说自己出钱请同事刮彩票中奖，谁中奖所得奖金就和刘某一人一半。下午3点左右，负责邮政储蓄业务的同事张燕、黄英（均系化名）来到邮政营业大厅，看了原告中的奖票后就要刘某兑现请客承诺，刘某遂请他们刮奖。黄英刮了七八张后就回到邮政储蓄大厅（在营业大厅隔壁），张燕仍在刮。储蓄业务员刘玉玲（系化名）来到邮政储蓄大厅上班，未看到张燕，就向黄英追问张燕去向，黄英说去刮奖了，刘玉玲也跑到邮政大厅刮奖，刮了3张但未中奖，刘玉玲的女儿李珊珊（1995年11月生，系化名）跟着来到邮政大厅。张燕想让刘某再请她刮1张，刘某不让，张燕就叫李珊珊来试她手上的这张，刘玉玲叫女儿去试试，结果李珊珊所刮的彩票中了10万元大奖。刘某要求按约定“一人一半”分配奖金，刘玉玲未答应。刘玉玲在当天晚上7点左右将20元彩票钱（每张5元）交给刘某，并表示不肯与刘某分配奖金。刘某第二日将20元还给刘玉玲，坚持要求按约定“一人一半”分配奖金。于是该20元谁都不肯收，一直扔在邮政柜台上。2008年7月7日刘玉玲领取了税后奖金8万元。刘某要求分得奖金40000元，刘玉玲不答应。双方经过长时间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

    [焦点]本案是刘某请客刮奖，还是刘玉玲赊账刮奖？刘某请客刮奖的性质？

    [评析]在本案中刘玉玲认为自己与刘某之间存在赊账刮奖的交易惯例，即以前一直是先刮奖再付钱，而关键证人张燕考虑双方都是同事，不肯出庭作证，使得李珊珊刮中的10万元是否刘某请客缺乏直接的证据。由于刘某与刘玉玲系同事，平时关系较好，刘玉玲的女儿李珊珊经常在邮政所玩，刮奖当天中午也与其母亲在邮政所食堂吃饭。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一般某人有喜事，同事、朋友会要求请客(吃饭或者买东西吃)，如果其他人在场，一般会惠及他人。当天刘某中得500元，在地处偏远的乡邮政所来说，应是一件意外之喜，同事要求请客，刘某答应请客刮奖，中奖一人一半，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习惯来讲，刘某的请客范围应包括了全所的同事及在场的同事女儿。且事先已经请了同事张燕、黄英的情况下，刘某没有理由不继续请刘玉玲的客，刘玉玲辩称有赊账刮奖惯例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再从刘玉玲支付20元给刘某的情形来看，也可确认应存在请客刮奖的事实，在大奖一刮出，刘某就要求分得一半，刘玉玲没有当场否决，当时也没有支付20元的彩票款，而是在晚上7点才要求把20元付给刘某。这与常理及日常生活经验不符，若刘玉玲不是被请客，当刘某提出分一半的要求时，一般会立即拒绝，并当场会把20元支付给刘某。因此，本案事实应是刘某请客，李珊珊刮中大奖。

    请客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来讲，并非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例如订立买卖合同，系由买卖双方当事人两个意思表示趋于一致而成立法律行为，在前的意思表示，称为要约，在后的意思表示，称为承诺，且在当事人之间由法律赋予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一般的请客，并没有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也不会产生法律效果，系属一种“好意施惠行为”。例如：甲发请帖请朋友乙在餐馆吃饭，乙不负赴约的义务；即便乙答应，甲已订好餐，乙没去，亦不负赔偿责任；倘若乙去赴约了，甲乙之间也不会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本案中的请客刮奖与一般请客不同，因为它附了一个条件（中奖一人一半），使得刘某答应请客时，变为一种法律行为，应视为向所里同事及相关人发出的一个要约，在当日，此要约明确撤销之前，对所里全体同事及在场相关人应有效存在，同事刮奖是以行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同意“中奖一人一半”的约定，在同事与刘某之间建立了刮奖合同关系。但本案中李珊珊（14岁）是属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否有承诺能力呢？我们认为本案中的承诺是一种纯获益行为，无需承担义务，因此在本案中李珊珊具有承诺能力，可以刮奖承诺，况且李珊珊刮奖也得到其法定监护人的许可，因此，李珊珊刮中10万元大奖，按约定应分一半给刘某。欧阳骥 李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