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基本真实，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的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如果媒体报道的事实是基本真实的，那么，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存在侵权问题，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以参考的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581A条规定：“就事实而作具有诽谤性之陈述公布者，如该陈述为真实者，行为人毋须就诽谤而负责任。”在英国诽谤法，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其言论是真实的，则其可成功地抗辩原告关于诽谤的指控。王利明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专家建议稿》第一千八百六十七条专门规定了这个新闻侵权抗辩事由：“新闻作品的内容真实、合法。”

　　确定事实基本真实，涉及到新闻真实、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三个概念的关系问题。首先，何谓新闻真实？在最高人民法院参加起草《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时，我们就反复强调，新闻媒体在报道消息的时候，应当承担事实真实的审查义务。其审查义务应当达到的程度，就是事实基本真实，新闻报道如果达到了事实基本真实的程度，应当认为新闻媒体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就不存在侵权问题。因此，事实基本真实就是新闻真实。其次，事实基本真实不等于基本事实属实。事实基本真实是对新闻事实真实性提出的标准，对媒体报道的事实，审查义务不能要求得太高、太苛。我曾经在《北京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说明这个观点：司法机关对一个刑事案件从公安开始侦查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最后判决，有严格的程序和国家的强制力量保障，仍然不能保证调查的事实是客观真实，不能保证绝对不出错案。那可是用国家的侦查、检察、审判的特权作为保障的啊！而新闻记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眼睛进行采访、调查、判断，很难保证调查的事实具有高度真实性，更不用说客观真实了。再次，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证据法所使用的概念。法律真实是证据所能够证明的程度，它是对案件事实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并不能保证证据所证明的事实能够完全还原于客观真实，那是永远也不能做到的。因此，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则是事实的本来状态，存在于已经流逝的历史之中，不会再复原了的事实。因此，客观真实不是在法律上追求的真实，不是证据所能够证明的真实，更不是新闻真实所应当达到的标准。最后，事实基本真实就是法律真实，是对新闻事实认定的标准，不过它比一般认定侵权责任的事实认定标准还要低一些，报道的事实基本真实就可以了，就不构成新闻侵权。因此，事实基本真实是新闻侵权抗辩中的完全抗辩。

　　事实基本真实的标准是合理相信。一个记者经过采访、调查或者亲身经历，能够使自己确立合理相信，就达到了事实基本真实的标准。建立起合理相信事实基本真实，应当具备的条件是：（1）新闻媒体揭示的事实的主要经过、主要内容和客观后果基本属实，不是虚构、传言或者谣言等，在主要问题上不存在虚伪不实；（2）新闻媒体确有证据证明，可以合理相信这个事实是真实的；（3）新闻媒体进行的报道和批评具有善良目的，不具有侵害他人人格权的恶意和重大过失。例如，《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苍蝇聚车间，污水遍地流，某酱菜厂卫生不合格受处罚”，该酱菜厂起诉报社构成新闻侵权责任，理由之一是记者在一同检查卫生时在现场仅仅捉到五只苍蝇，就批评为“苍蝇聚车间”，显然与事实不符。报社答辩，三者即为聚，因此“苍蝇聚车间”的事实基本真实。法院支持了报社的合法抗辩。

　　在特定情况下，事实基本真实不能作为正当抗辩。新闻批评涉及到信用权时，事实基本真实不是免除责任的抗辩。信用权具有特殊性，在涉及到他人信用权的新闻报道中，即使事实是真实的，也可能构成侵害信用权。例如，报道一个卖羊肉的店铺门口经常停运狗肉的车，如果该店铺主张侵害其信用权，应当构成侵权，即使媒体报道的这个事实是真实的，照样可以认定侵害信用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为任何人看了这个报道都会联想到这个卖羊肉的店铺是“挂羊头卖狗肉”，肯定会对其信用权造成损害。同样，侵害隐私权也不能以事实基本真实作为抗辩事由，就他人的私生活做不合理之详尽报告而侵害隐私权的诉讼，构成新闻侵害隐私权。

　　二、  权威消息来源

　　权威消息来源，是抗辩事实不真实的新闻侵权抗辩事由。英美侵权法对诽谤诉讼有特许报道的辩护事由，对官方文书和官方人员在某些场合下的言论的正确报道免负损害名誉的责任。我国的权威消息来源作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仅指消息来源具有权威性，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即使是不真实的，如果具有权威消息来源，也不构成新闻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是我国认定权威消息来源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的法律根据。权威消息来源是完全抗辩，可以全面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在专家起草的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中，差不多都规定了这个抗辩事由。

　　构成权威消息来源，应当具备的条件是：（1）发布消息的机关是权威的。所谓权威，就是指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只要发布消息的机关是权威的，就应当认为权威消息来源提供的事实材料达到可以确信的程度。因此，只要审查提供消息的机关的权威度，就可以确认是否构成这个要件。（2）消息的真实性由发布消息的权威机关负责，媒体不必进行调查核实，不必进行审查，可以直接进行报道，即使出现事实不真实的情况，新闻媒体也不负新闻侵权责任。例如，政府机关、司法部门、政党团体公布的事实，新闻媒体对此进行报道，不必进行调查、审查，即使存在事实错误，也不是新闻媒体的责任。（3）媒体报道时未添加其他不实事实或者诽谤、侮辱性文字，或者没有删减事实，如果在事实上进行删改、增减，致使发生侵权后果的，则构成侵权。具备以上三个要件，可以对抗新闻侵权责任。例如，对一个犯罪行为的报道，媒体报道了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消息，又报道了二审法院判为无罪的消息。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可以适用连续报道作为抗辩事由，但这是发布消息的权威机关的责任，不是媒体的责任，不必适用连续报道的抗辩事由抗辩，以权威消息来源抗辩即足以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

　　有的认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就其职责范围内的情况向新闻媒体发表的材料，公民、法人关于自身活动供新闻单位发表的材料，以及主动的消息来源提供的事件现场目击者第一手材料等，也属于权威消息来源。对此，应当慎重。我认为，这些单位和个人尚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新闻媒体有调查、核实的可能和余地，对此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消息来源而抗辩新闻侵权责任。另外，新闻媒体依据权威消息来源进行的报道，“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三、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也有人反对连续报道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对此，我持肯定态度。在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第66条中，专门规定了连续报道的抗辩事由：“连续报道，最终报道内容真实、合法”。

　　连续报道是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中的完全抗辩。符合连续报道要求的新闻报道，可以完全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不构成新闻侵权责任。对此，我国法院判决的范志毅涉嫌赌球的新闻侵权案，已经作出了肯定结论，认为这是“根据新闻传闻做的求证式报道，且被告经过一系列的报道后，最终又及时地以《真相大白：范志毅没有涉嫌赌球》为题为原告澄清了传闻，给社会公众以真相，端正了视听。被告的系列报道是有机的、连续的，它客观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情况，是一组完整的连续报道”，“被告的报道没有造成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不构成侵权。这个判决是完全有道理的，具有创新性。

　　构成连续报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前导报道的消息来源不是一个肯定的事实，而是一个推测或者传闻的事实，报道时应当明确其报道的事实是不具有肯定性的事实。如果前导报道时即采取肯定性的态度进行报道，如果该报道构成侵权，则即使今后进行了新的报道，也不能构成连续报道，而仅仅是事实的更正。（2）后续报道是及时的，应当保证与新闻事件的进展保持基本上的同步，不能有过长时间的拖延。（3）连续报道的最终结论是肯定性的、真实的，不涉及到侵害被报道人的人格权问题。（4）媒体报道时应具有善良目的，态度实事求是，为事件真实而进行公正报道，不具有侵权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5）连续报道的各次报道在版面上处理适当，即版面语言使用适当，不得将否定性的报道使用突出的版面，肯定性的报道使用不突出的版面。

　　在一个连续性的报道中，媒体如果故意利用这种形式，先对被报道对象进行恶意报道和评论，然后再用后续报道慢慢地补回来，恶意追求的是前导报道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这样的“连续”报道不构成连续报道，不能抗辩新闻侵权责任，构成新闻侵权责任。

　　四、报道特许发言

　　报道特许发言，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报道特许发言，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具有特许权的新闻人物的发言时，由于该新闻人物具有特许权，即使其发言有侵权的内容，新闻报道也不因为报道该新闻人物的言论而被追究侵权责任。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新闻侵权抗辩应当叫做特许权，而不是报道特许发言。我的看法不同。这种特许权并不是给新闻媒体的特许，而是新闻人物享有的特殊权利，他的发言享有特许权，即使其内容涉及到侵害他人人格权的内容，也不追究其侵权责任。因此，特许权相当于豁免权。按照英国诽谤法，享有特许权的，是上议院的议员对于其出席议会时的发言及辩论中的言论享有绝对的特权，在司法程序中相关人员所发表的言论享有绝对的特权，行政官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对其他行政官员所发表的言论也享有绝对的特权，都可以对抗诽谤之诉中原告的主张。可见，新闻媒体能够作为抗辩的，不是自己享有特许权，而是由于新闻人物对其言论享有特许权，不被追究侵权责任，因而也就使新闻媒体对该新闻人物的发言所作的报道免除了侵权责任。因此，报道特许发言是新闻侵权抗辩事由，而不是新闻媒体享有可以抗辩新闻侵权的特许权。

　　报道特许发言的范围是特定的，只有具有这些身份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内进行的发言，才具有特许权，对其报道才可以作为免除新闻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在美国，具有特许权的是司法人员、律师、司法程序之当事人、司法程序之证人、陪审员、立法者、立法程序之证人、高级行政人员、夫妻，以及依法律规定应作的公布。我国的报道特许发言的范围是：（1）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2）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3）法官、陪审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4）司法程序中的当事人、证人。对于这些发言，媒体进行报道，因为发言者享有特许权，新闻媒体因此对其报道也有了一个侵权责任的“豁免权”，任何人不得追究其侵权责任。在美国法，夫妻在其相互之间所做的有关第三人的诽谤事项予以公布者，是一个抗辩事由，但不是新闻侵权的抗辩。如果夫妻相互之间做有关第三人诽谤事项的公布，媒体进行报道的，不能因此而主张新闻侵权抗辩。

　　五、公正评论

　　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体结合重要的新闻事实，针对普遍性关注的实际问题发表的论说性的意见，诸如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语、专栏评论、述评等。评论不是事实，仅仅是一种意见、看法的表述。公正评论是对抗新闻侵权的正当抗辩事由，能够完全阻却新闻侵权请求权，媒体不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在起草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中，都规定了这个抗辩事由。

　　在美国，公正评论也叫做免责之批评，开始为专门的抗辩事由，后来改为适用“意见之表达”的抗辩。《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诽谤性之传递消息可能为意见表达方式之陈述；但此种本质之陈述，谨于其隐含该意见之根据有未揭露之诽谤性事实之疑时，方得做诉讼上之请求。”换言之，如果其隐含该意见之根据没有未揭露之诽谤性事实之疑时，或者其隐含该意见之根据有已揭露之诽谤性事实之疑时，都不构成诽谤。

　　公正评论应当具备何种要件？英国法认为，第一，被告要证明其评论涉及的是有关公共利益的事项；第二，被告必须证明其评论具有事实上的根据；第三，被告还要证明其评论不是恶意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成公正评论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评论的基础事实须为公开传播的事实，即已揭露的事实，而不能是由评论者自己凭空编造的事实，也不能是具有明显不真实的事实。对于符合上述要求的已揭露的事实进行评论，即使该事实具有诽谤性，或者不真实，媒体发表评论都不负侵权责任。以故意编造或者明显虚假的新闻事实作为评论的依据，本身就构成侵权责任。如果评论隐含该意见的根据有未揭露的诽谤性事实可能的，也不具备本要件。（2）评论须公正。评论的内容应当没有侮辱、诽谤等有损人格尊严的言辞。对此，应当特别区分评论的言词尖刻与诽谤之间的界限。在评论中，即使批评的言辞非常尖刻，只要不是诽谤，不是故意贬损他人人格，就不是侵权。如果评论中有贬损人格尊严的侮辱、诽谤性言辞，则为侵权。其标准，应以人格是否受到侵害为标准。有学者提出，在以上范围内，即使是片面的、偏激的、甚至具有诽谤性的评论，也不应追究法律上的责任。这种看法不够妥当。片面、偏激并不会涉及到侵权问题，但具有诽谤性的评论则必然会涉及被评论人的人格尊严，应当构成侵权。（3）评论须出于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没有侵权的故意。社会和公共利益目的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社会公众对于评论中所涉及的事项享有法律上的利益；二是评论中所涉及的事项受到公众的质疑或是公众的广泛关注。如果媒体发表的评论出于作者的恶意，借评论而故意贬损被评论人的人格，构成新闻侵权。在宣科起诉的关于纳西古乐侵害名誉权案件中，被告在评论文章中虽然语言尖刻，但属于基于学术研究而进行的评论，因此，不应当认为是侵害名誉权。法院认定该评论文章构成侵权，显系不妥。

　　有人认为，对特定人的评论所涉及的事实如果虚假，这种评论就没有依据，自然不会公正。那么，评论所依据的事实不真实或者虚假，被评论人提出新闻侵权诉讼，是否都能构成侵权责任？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评论事实虽然不真实，但符合公开传播事实的要求，不是评论者故意编造的事实，或者虽然是明显不真实的事实但评论者依据新闻从业要求不能发现，评论人又没有侵权故意，没有贬损他人人格的言辞，当然不构成新闻侵权。认为凡是评论的事实虚假则评论就自然不会公正，有绝对化的嫌疑。

　　六、满足公众知情权

　　满足公众知情权，是一个完全的新闻侵权抗辩事由。知情权又称为知的权利、知悉权、了解权，是由美国的一位新闻编辑肯特·库珀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至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兴起“知情权运动”，知情权被广泛地援用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成为与新闻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权利概念。知情权给新闻业、出版界等舆论单位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个新闻抗辩事由的最早适用，是美国的詹姆斯·希尔诉《生活》杂志发行人时代公司侵犯隐私权案。1952年，希尔及其家属在费城郊区的家中，被三名逃犯软禁达19小时。事后，希尔告诉记者，那三名逃犯很有礼貌。1955年，剧作家海斯将希尔一家的类似痛苦经验改编为剧本《绝望的时刻》，对希尔用希利尔德一名代替，剧中逃犯有殴打希利尔德，并口头猥亵、凌辱其女儿的情节。该剧在费城上演时，《生活》杂志事先未经希尔家人同意，在其原住屋中拍摄若干现场镜头，并以《真正的罪案，激起紧张的戏剧表演》为题，报道该剧的演出，并毫不保留地描述该剧为希尔一家悲惨经验的重演，致使希尔一家遭受精神痛苦。希尔一家向纽约州法院起诉时代公司侵害其隐私权。《生活》杂志的作者指证，他诚恳地相信“希利尔德”是反映了希尔事件的内心和灵魂，否认其侵权。纽约州最高法院审判此案时，陪审团认为，《生活》杂志在审查能显示希尔家人未受虐待的新闻报道时，至少有所忽略，甚至轻率或故意的不细心，因而判决希尔胜诉。时代公司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6票对3票，改变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以《生活》杂志文章的内容，牵连着一个戏剧和一件真实事情，是一件合乎公众兴趣的事件为由，判决《生活》杂志胜诉。

　　公众知情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对社会发生的感兴趣的情事及其发生、发展、变化予以了解和知悉的权利。该权利属于公权利，其相对的义务人就是公共媒体。对此，公共媒体负有予以满足的义务。因此，公众知情权是新闻侵权的最好抗辩，理由是：“公众人物、新闻事件等具有公共利益或正当的公众兴趣的领域，视为自然人私生活领域的例外。”

　　满足公众知情权需要具备以下三个要件：（1）报道的须是一个正在发生、发展、结果的新闻事件或者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2）报道的事项须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对此抱有兴趣，想知道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以及与该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不特定的多数人，就是公众的含义。（3）媒体进行报道须符合媒体的职责要求，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不具有侵权的恶意。构成公众知情权，不要求不存在侵害他人权利尤其是隐私权的内容，正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可能会影响到某些人的个人权利，因此才要求不违反公序良俗即可。

　　我国法院在范志毅案件的判决中，已经援引了这个抗辩事由，即公众关注。判决书说：“本案争议的报道是被告处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闻规律，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出发，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并以此作为免除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侵权责任的理由。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可以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

　　七、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是指因其特殊地位或者表现而为公众所瞩目的人物，如各级政府官员、主动寻求公众评价的各种公开的候选人、体育艺术明星、因重大不凡表现而影响社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等。他们的表现或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关系，或为大众关心的焦点，因此成为公众人物而自愿暴露在公众面前，因而应对公众的评论有所容忍。

　　公众人物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确立的概念，后来成为诽谤法的一个重要规则。1960年2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同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名为《关注他们高亢的呼声》的整版政治广告，广告上有64位知名人士签名。沙利文时任蒙哥马利市公共事务委员会委员，负责监管该市的警察局。他认为广告中的若干虚假陈述构成诽谤，为此他曾请求《纽约时报》更正，但遭到拒绝。据此，沙利文向法院起诉。初审法院认定《纽约时报》侵权，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维持初审裁定。《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政府官员就指向他的公务行为的批评而提出的民事诽谤之诉中，亚拉巴马州法院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不足以从宪法上保障第一章和第十四章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此类诉讼中，州法院不能判决政府官员获得赔偿，除非该官员证明被告实有恶意（明知虚假陈述而故意为之）或玩忽放任（根本不在乎所述事实真实与否），从而判决案件发回原审法院，以进一步审理与本法律意见不符的部分。

　　在范志毅案件中，我国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使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该判决书认为：“中国国家队的表现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案原告系中国著名球星，自然是社会公众人物，在此期间，关于中国国家队和原告的任何消息，都将引起社会公众和传媒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因此，判决书将此作为被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侵权抗辩的免责事由之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应当明确的是，公众人物也是自然人，具有完全的民事主体资格，应当享有一般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全部民事权利。但是，公众人物区别于其他一般的自然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知名度超过常人，或者承担的职责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和观察就远远地超出对一般的自然人所关注的程度。因此，公众人物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公共利益，二是公众知情权。前者表明，如果公众人物的行为关系到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那么这种行为无论是多么隐私，也是一定要让公众知道的，一定要让人民能够监督，否则就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则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因而牺牲公众人物的部分权利内容。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为了满足或者实现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作为极少数的公众人物的某些权利中的利益。这是法律在利益冲突面前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权衡和选择，不得已决定由公众人物作出一些牺牲，让他们对自己的一些权利内容造成的损害予以适当容忍。

　　界定公众人物作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被报道的人物须是公众人物。关于公众人物的界定，徐迅等在新闻侵权新的司法解释建议稿中界定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士；在事关公共利益的企业或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文化、体育界名人及其他众所周知的人士；在特定时间、地点、某一公众广泛关注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中，被证明确有关联的人士。”这一界定似乎过宽。我认为，公众人物应当包括：一是国家机关领导人及其他国家公务人员；二是被社会广泛关注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影视体育明星。（2）报道或者评论不具有恶意或者明显的放任或者重大疏忽。（3）不超过保护人格尊严的必要限度。并不是对公众人物所有问题进行报道和评论都是免责的，应当有必要的界限，超出必要界限就构成新闻侵权，即使是公众人物也是如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