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扬先生的学术生涯有这样四个特点：第一，他的行政法三部曲出书很晚；第二，他远离社会事务；第三，他一生没有做过官；第四，他一直很清贫。 　　王名扬先生第一本书《英国行政法》出书时，王先生71岁，第三部书《美国行政法》出书时，他79岁。显得如此大器晚成，其实是时代的“错”。如果王先生在其42岁从法国回来后，国内有行政法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他不是派去教法语、去劳动改造，恐怕他的五部曲计划即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书早就流行于世久矣！但是，在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已经退出社会舞台的时候，王老先生却活跃在教学和科研领域，著书立说，为了写美国行政法，甚至以七十几岁的年纪去美国一呆就是一、两年……老而不知老，老而不知疲惫的拼搏，不能不说是他心怀远大使然，心怀远大使他没有暮气，没有犹豫，执著向前。这是我辈都可以学习的。 　　远离社会事务这个特点，使王先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书斋学者。这与当下许多学者十分入世形成鲜明对比。人们景仰王先生的时候，不禁要问是不是学者应当回到书斋？依笔者愚见，社会需要一大批非常入世，到处开会、到处讲话、评论，参与案件、指点世事的学者，没有他们法律与实践就相距太远！况且，从法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社会学的、实证的甚至是规范的研究方法都不能远离社会事务。法律是实践的、经验的，我们不应当对奔走四方的学者说不。但是，社会也同样需要王先生这样的书斋学者，搞外国法研究，搞法理研究，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说过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毅力，理论的深入、观点的创新、研究的拓展就无从获得。王先生这类学者目前弥显珍贵是因为其稀缺性，甘于寂寞的学者实在太少了！……还有，入世是不错，但浮躁之气确是学问之大忌！王老先生们平心静气治学，无疑是晚生后辈的榜样。 　　说起王先生没有做过官，也是笔者十分感叹的事。现在的学者如果作到了大学者，甚或只是有些名气时，如果没有官任在身，也许就总会有些不自在。因为在许多场合，座次是按照官位排的，讲话也会先从位高的请起，久而久之，无官者就会自轻，心里的天平就会倾斜……。笔者就曾碰上好心人相劝：一定要进步，要担任一点领导职务，云云。其实，求闻达并不错，但是不求闻达也是一种境界。求闻达，担任些官职，把自己的法律理念运用于社会，当然很好。但是，不必把做官当作人人必走的独木桥，好象作不成官或不愿意作官就很劣等。看来，社会不能用官位这样一把尺子衡量学者的价值，而学者应当能够自持、自信，象王先生那样就能笑在最后。 　　王先生作了一辈子学问，却家徒四壁，老年晚景凄凉。有人因为受到王先生伟大人格的感染和激励，表示也愿意就这样清贫地作着学问到老！笔者也曾听到有人倡导说，学者要甘于清贫，甚至认为清贫有助于作学问。窃不以为然。生活富裕才能生活舒适，生活的富裕、舒适与物欲十足是两回事。倘徉在精神生活中的学者，就象遨游在天空的百灵鸟，他们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岂能无视他们在疲惫时却歇脚在尘埃？现在的学者聪明了许多，国家不能给予的，自力更生，社会在责备学者的浮躁、追逐利益的时候，可否看到王名扬们的处境告诉后人的另一个方面？精神的倘徉需要物质生活没有绊羁，舒适文明的生活也是一个学者保持自身尊严的必要保障。学者固然以精神生活为尚，但是社会面对学者的清贫应当反思！钱钟书先生曾对那些很想拜见他的人说过，你们既然吃了鸡蛋，有何必非要见那下蛋的母鸡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吃了很好的蛋，可不可以关心一下那下蛋的母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