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飙车案发生后，众多的“非富家子弟”将目光锁定在“富家子弟”上并猛烈抨击，气势汹汹、声势滔滔，似乎个个手持正义之剑、托举公平之秤，要为自己作为潜在的受害人讨个说法，讨个“安全感”。   　　本人认为，即使将本案中的“富家子弟”采取严刑峻法，也未必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未必给人们系上“安全带”。真正的“安全带”是社会普遍的遵守规则的习惯和执法的确定性。而执法的确定性则是遵守规则的习惯形成的重要保证。   　　根据《交通法》，超速50%以上应吊销驾驶执照。杭州彪车案的发生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飙车案说明这个条款是个弹性极大的橡皮筋。试想如果飙车族早就依法得到有效管制，如果该案中有多次违章、超速记录的肇事者胡斌的执照依法被吊销了的话，或许就不会导致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葬送于马路的安全线上……   　　胡斌从之前多次违章、超速行为到至今的犯罪行为，除了他自身的无视法律法规、漠视生命，执法者的暧昧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纵容或助长了他今天的后果。正是执法者多次法外施恩，给予行为人特殊豁免，才让一次次的违法违规行为跨越鸿沟酿成犯罪。本人在2007年曾经针对一般交通违法行为写过一篇文章《从一般违法违规现象谈执法的确定性》 [1]。今日忍不住重述执法确定性在犯罪预防中的重要性，并浅揭执法的暧昧何以成为犯罪的诱因。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一方面重笔着墨阐述美国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不断的提请读者：“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 [2] 据此有人认为中国之民主与法治举步迟缓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守法的习惯与传统，换言之，中国人的“素质”问题。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固然，一个国家法治的建立和有效运转，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设计的是否合理，而且需要本国人民的认同。但是，民主素质、法治信仰的培养离不开法律制度在执行中的确定性。即使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完善的，但执行法律的人是态度暧昧的，给法律戴上橡皮筋，让其伸缩自如，将实际决定权从法律本身篡夺到执行者手中，那么，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强权成了“真正的法律”，而成文法只不过是在装饰门面。 [3] 在这种情况下，何以期待民众对被架空的成文法产生信仰？   　　边沁在一百多年前告诉我们，“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公主——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该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 [4] 快乐与痛苦，利益与损失，可谓人类行动的具有普适性的驱动力。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民众对守法行为本身的判断，而取决于民众对守法的后果的预期。如果守法的结果是带来利益，那么守法当然会成为一般民众的行为模式；相反，如果守法导致吃亏，钻法律的空子、投靠强权才能带来利益，民众自然会选择弃“明”投“暗”。当法律的执行缺乏确定性，受到强权保护的行为人难免会视法律为玩物，不惜漠视规则、践踏法律，一步步跨从违法迈向犯罪。然而，当正义者抓住犯罪者越过警戒区而踏入犯罪圈的那只脚时，不要忘了尚在警戒区的那只脚才刚刚抬起，是诱使其进一步踏入犯罪圈，还是引导其迷途知返，这已经不取决于脚的主人……

【作者简介】
王学文，所在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

【注释】
[1] 见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2390
[2] [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358。
[3]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07
[4]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