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罪 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拾金罪:路不拾遗的启示——评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捡”金案
“路不拾遗”这个成语,以前一直理解为对良好社会秩序和人们高尚道德的描述,自从出了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捡”金被捕并有可能以盗窃罪起诉的案件后,我对“路不拾遗”一下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人们之所以不拾遗,不是因为素质高,而主要是不敢拾遗,否则,看到路边一个东西捡回家,如果只是垃圾废品则罢,万一要是金子又或珠宝,极有可能变成了小偷,将面临终生的牢狱之灾,就太不值当了。
这样看来,“路不拾遗”并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哪个社会真的达到了这种状态,大概也是跟“刑弃灰于道”的严刑峻法相联系的。而现在要对梁丽定盗窃罪的深圳公安部门,是否正是想让深圳街头达到这样一种“路不拾遗”呢?
笔者注意到在该案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深圳检察院曾做过表态,即案件已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尚无倾向性意见(//www.scol.com.cn/focus/zgsz/20090513/200951373121.htm),记得类似的表态在杭州飙车案中也有出现,即交警部门在答复有关案件的定性时说,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后要由法院说了算,并且反复强调交通肇事罪也是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类,言下之意是大家不用瞎操心控方的倾向性意见了,只要等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就好。因此,在作出上述表态之后,对于“捡金”案,并不妨碍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批准公安机关对梁丽逮捕,而对于“飙车”案,也并不妨碍公安部门以交通肇事罪开展侦查工作。
但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是必定会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且会对案件的最后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梁丽捡金案中,只存在三种定性的可能,即盗窃罪,侵占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由于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罪,因此,只有盗窃罪才需要公安和检察院介入。而从梁丽被以涉嫌盗窃罪逮捕的那一刻起,实际上检察院已经存在了定性的倾向性意见,至于后面的退回补充侦查,也只能是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盗窃罪的证据,而断无可能补充侵占罪或无罪的证据,否则,就应当解除羁押作不起诉处理了。
笔者一向是赞同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特别是在案件处理完之前,不应当受到公众或相关单位人员的过多干涉(事实上,办案机关受到后者的干涉往往更为普遍)。而要独立办案,则必定要有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不能因为公众的质疑就左右摇摆,甚至直接否认存在倾向性意见。事实上,如果检察院对移交审查起诉的案件还没有形成倾向性意见,又如何指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如何在法庭上与辩护人形成针锋相对的指控?因此,在笔者看来,检察机关完全不必遮遮掩掩隐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越是如此,仿佛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办案形象,反而越显得没有独立司法的底气,难免会引起更多的怀疑。
不过,上述分析并不表明笔者认同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的判断。笔者看来,将梁丽拾金案定性为盗窃,是有违常理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梁丽对金饰的占有,源于捡,而不是盗。在刑法上,盗窃罪的构成必须符合秘密窃取的条件,而本案装金饰的盒子,完全是由于持有人的疏忽,遗忘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遗忘在梁丽负责打扫卫生的垃圾桶旁边,并且长时间无人看管,从常理来判断,这个盒子即使不能看成遗弃物,也应属遗忘物,因此,梁丽将盒子拿到洗手间存放并最后带回家的行为,只可能是拾捡,而不会是盗窃。
其次,梁丽的行为不能因盒子里装有物品的价值差异而做不同的定性。如果盒子里装的是一个破损的玩具,想必公安机关是不会认定为盗窃的,但现在是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是否就存在了质的差别?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持有人已经失去了对盒子的管控,任何在机场往来的行人都有可能将盒子带走,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无人看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盒子包装良好,并且明确写明内装价值300万的金饰,梁丽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其对金饰的占有,仍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至于其后是否产生了据为己有的目的,并不能改变之前捡拾行为的性质。
第三,更进一步来说,即使梁丽从一开始就明知该盒子装有金饰,并存在占为己有的目的,由于她是在公共场合,且盒子实质上处于无主状态下占有的,这也只能构成侵占的故意,至于能否按侵占罪定罪,也还要看是否存在“拒不归还”的行为。梁丽虽然事后没有主动归还失主,而是在公安机关做了长时间(仅20分钟)思想工作后被动交出,但这仍不符合“拒不归还”的特点。深圳大学的法学教授吴学斌认为,“梁丽把纸箱带回了家,这个结果就可以称为拒不交还了”(参见:女清洁工 捡 300万金饰案:律师激辩如何量刑//www.ycwb.com.cn/news/2009-05/18/content_2137197.htm),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常理。所谓“拒”者,一定是对应于“求”的,也就是说先有失主或司法机关的依法讨要,才有后面的“拒不归还”,断无可能梁丽连失主是谁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索取通知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构成“拒不归还”了。相反,本案中,司法机关上门讨要后,梁丽并没有将金饰隐藏转移,而是当场就已经归还。这种归还,虽然在公安机关看来是做思想工作的结果,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当时办案人员不是拿着搜查令过去的,没有采取合法的强制措施,梁丽即在自己的家里讲金饰主动全部交出,应完全视为主动归还。
总之,笔者认为,从现有新闻披露的这些事实来看,梁丽的行为不仅不能构成盗窃罪,甚至连侵占罪也够不上。如果本案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笔者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记得小时候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我们现有的法律除了对某些特定人员(如失物招领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拾物必须交公,否则违法”的规定。事实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我们只要捡到失物,就将触犯该规定,除非“警察叔叔”能随时跟在我们身边。
因此,拾物不交公的行为要是入罪的话,也是难以概括在盗窃罪或侵占罪之内的,而只能创造一种全新的罪名——拾金罪,即只要捡到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构成。如此一来,本文开始提到的现象——“路不拾遗”真的是可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