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13年11月份相识后逐渐确定恋爱关系。双方交往期间，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及对深圳房地产前景的看好，原告决定在深圳投资买房。由于原告不符合深圳市相关购房政策，无法以个人名义购房，双方商定被告以其名义帮原告购房，代原告持有出资购买的房产，后于2015年4月26日购买了深圳市L公司开发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1号房产，购买价格为人民币2483204元，该房产登记在被告名下。原告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于2015年5月5日向深圳市L公司支付了购房款人民币2463204元。因该房产的定金2万元是被告预先交付的，故原告又于2015年6月24日向被告转账9万元，除用于偿还被告支付的定金外，余款用于支付房屋入伙时的各项费用。
被告于2017年4月8日将该房产出卖给买受人张某娟，收取价款人民币449万元，但仅于2017年9月25日返还给原告人民币140万元。原告认为，上述房产系原告婚前借用被告名义全资购买的，是原告委托被告买房、被告代原告持有的法律关系。被告仍占有原告的投资购房款及收益款人民币309万元，理应全额返还。
原告于2018年10月30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被告返还投资购房款及增值收益款。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民事判决，认定原告的上述诉请不属于离婚纠纷审理范围，要求原告另行起诉，并判决不准双方离婚。
现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婚前委托投资购买深圳市龙岗区1号房产购房款及收益款人民币309万元；2、被告支付占用原告上述款项利息。

被告辩称
被告答辩称，1、双方不存在委托代持合意，本案并非委托合同纠纷；2、案涉房产实为原告以结婚为目的之赠与，属于我方的个人财产；3、即使案涉房产不能认定为我方受赠的个人财产，亦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4、原告要求我方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查明
原、被告于2013年11月份相识后逐渐确定恋爱关系。双方交往期间，于2015年4月26日购买深圳市L公司开发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1号房产，购买价格为人民币2483204元，该房产登记在被告名下。
2017年4月8日，被告将案涉房产出卖给买受人张某娟，收取价款人民币449万元。
另查明，原、被告于2016年12月6日登记结婚。2018年10月30日，原告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由于产生本案纠纷，原告于2019年11月14日诉至本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驳回原告王某忠的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
原告主张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自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即成立，合同采用何种形式，由当事人自行约定。而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应对其主张的双方就借名买房委托代持达成一致协议，委托合同已经成立进行举证。
本案中，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事项，原告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形成了委托代持合意，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但原告出资为被告购房，若不存在相应条件或目的，亦不符合公众的一般认知。考虑购房时双方为恋爱关系，则原告的该出资行为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即以结婚为目的，为即将共同生活居住而进行的出资购买行为更符合社会常理。对于以结婚为目的，一方婚前个人出资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另一方名下，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出资一方明确表示归登记一方个人所有，则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对该房屋一般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而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房产在双方婚后进行了转卖，所得款项基本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使用，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法定婚后所得共同制原则，可认定为案涉房产转卖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原、被告至今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及收益款人民币309万元及支付占用上述款项的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