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失衡，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偏低，散户比较多，在证券虚假陈述索赔案件中，由于过去要求机构投资者要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而使机构投资者即使因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而遭受损失也无法参与索赔。导致一些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私募基金等虽然因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遭受了损失，却只能自认倒霉。
       但进入2021年，对机构投资者来说，事情出现了转机，机构投资者遭遇证券虚假陈述却不能向上市公司进行索赔也许将成为历史。 
       最高人民法院评选的2020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出炉，由深圳中院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上诉人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海昌以及被上诉人庄敏、庄明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入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欣老师以专家的身份对此案进行了点评，点评如下： 
       “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驱动的市场，真实、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近年来，随着证券监管力度的加强，部分上市公司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屡屡曝光，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资本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人民法院不断加强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工作，在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惩戒威慑证券违法行为、落实资本市场违法行为零容忍要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常见的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相比，本案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索赔主体特殊，不是“散户”而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二是交易方式特殊，投资者不是通过公开竞价而是通过参与定向增发购买股票。在这种情形下，对机构投资者要不要赔、如何赔，《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证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机构投资者针对证券虚假陈述的索赔往往难以得到支持，理由通常是机构投资者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但这种更高注意义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何确定其合理边界，缺乏深入的、体系化的思考。 
       本案的审理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对该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经过严谨分析后，本案的审理法院认为，不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都是投资者。投资者是否应负有更高注意义务，应当主要根据交易市场和交易方式来确定。对于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和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的“非面对面”证券交易，投资者均是信赖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交易，所面对的风险和可获得的收益是一致的，因此投资者的注意义务也不应有所区别。而对于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协议转让等“面对面”证券交易，投资门槛高、投资期限长，风险与收益显然较“非面对面”交易形式更高。因此在这类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法院指出，在“面对面”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已完成交易因果关系举证证明义务后，=将会发生举证责任转移，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专业投资者未尽到注意义务的，应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举证证明义务，从而推翻投资者合理信赖的主张。法院进一步认为，投资者的注意义务应与其专业能力相匹配，但如何进行此种义务和能力的细致比对，还有待未来持续进行案例的深入探讨。 
       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失衡，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偏低，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本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有利于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各类投资主体，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健康发展，将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大决策部署发挥积极作用。” 
       根据该案例确立的裁判规则及专家的点评可以看出： 
       1、如果机构投资者是通过二级市场“非面对面”的方式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因为机构投资者所面对的风险和可获得的收益与普通投资者是一致的，所以不会要求机构投资者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2、如果机构投资者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易的，机构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和注意义务则要高于“非面对面”方式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