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20世纪初至今，围绕晋商兴衰原因，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从传统文化、委托代理关系、机制设计等各个角度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长期重复博弈模型从产权安全角度分析晋商兴衰的原因，指出产权安全在晋商兴衰中的核心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和机制设计在产权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政府既是产权安全的重要供给者，也是产权安全的主要破坏者。同时，自我设计和完善的产权安全机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产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论文关键词：产权安全，晋商，兴衰
 
一、前言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纵横捭阖，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票号做到了“汇通天下”，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影响深远，在经营管理、经营文化、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研究晋商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从外部环境变化、政府作用、文化角度、行会角度等各方面对晋商的兴衰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关系的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还缺乏系统的从产权制度变迁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对其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安全的分析和研究更为空缺。本文围绕产权安全从其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关于晋商兴衰研究的文献分析
关于晋商研究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的有日本学者的《支国那经济全书》、《清国商业综览》。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关于晋商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是较早系统的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研究的著作。黄鉴辉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对晋商从乾隆中后期有盛转衰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刘建生等著的《晋商研究》，从经济、自然、地理、政治及思想观念方面对晋商产生与发展做了详细分析。王明星的《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探讨了晋商衰变的三个原因，即没有投资与新式产业、票号中心没有南移至上海、不能开拓新活动区域与经营项目。孔祥毅在《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认为，票号的退化是晋商衰亡的根源。刘可为（1997）认为经营方针的摇摆、对竞争环境的反应迟钝、与封建政府过于紧密的联系是其衰亡的原因。
近年来研究则注重从单个角度，并运用相关博弈论工具进行研究。刘建生等（2008）从信用制度与变迁角度对晋商兴衰进行研究。葛贤慧分析了传统文化对晋商信用体系的影响，在《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中指出，山西商人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杨艳红的《文化、伦理与社会秩序——以山西票号为例》强调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刘鹏生在《晋商信用的博弈论分析》中强调了会馆、行会等外在约束对守信与守信的最优组合的作用。丰若非、任凯的《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晋商信用制度变迁》强调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晋商的信用体系，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晋商信用制度变迁的深刻含义。
学术界从外部环境变化、政府作用、文化角度、行会角度等各方面对晋商的兴衰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也重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关系的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还缺乏系统的从产权制度变迁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对其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安全的分析和研究更是十分欠缺。本文将围绕产权安全从其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晋商兴衰简史
晋商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商帮。从梁启超的话中可略见一斑，“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一对。独至有此历史（就是山西的晋商），有基础能够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历史悠久，远迄两汉就有记载，但真正兴盛起来，并成为国内著名的商帮，则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晋商的兴衰可以简要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一）盐商阶段
明朝开国时期，为了防止北方的匈奴侵犯，北方边防驻军90万人，30多万军马，并分成9个边防站，其中有4个在山西省。为解决边防粮草供给的问题，明朝制定了“开中制”[3]的制度。就是鼓励商人运粮草到各个边防站，然后政府给他一个盐引[4]。拿到盐引之后，商人可以到产盐区去换盐。由于当时产盐的技术不到位，盐业利润丰厚，换了盐之后，可以立即倒卖。这种环境下，山西商人凭借其地理上的便利条件[5]，囤积大批粮食运到北边，拿盐引换河东盐[6]、长芦盐、山东盐。此阶段可以称之为山西商人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全面发展阶段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创建者为满族人法学论文，其历史上与蒙古之间关系相对密切，且两族可以通婚，北方相对安宁。当时北方产人参、貂皮、灵芝，南方产铁锅、盐巴、茶叶等。南北方的贸易结点便在山西，山西商人得了清朝的地利之便，另外由于北方没有战争等外患，于是便开始大规模贸易。清朝时，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还开拓了国际市场，不仅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在莫斯科、彼得堡、朝鲜和日本等是国家和地区都有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7]这个时候，晋商掌握了整条产业链，如晋商从南方贩茶叶，从制造到包装、加工、运输、批发，到最后的零售，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
以平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业，被称之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票号的繁荣，把晋商的辉煌推向了一个顶峰。以山西票号为首的晋商开始逐渐完成从商业经营领域向金融业的东端过度，其上通朝廷，下接官绅，商路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成为中国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之首，被经济史学界并列于意大利商人之侧，享誉海内外。1823年建立的票号，到鼎盛的时候，大概全世界124各地方共有670多家票号，当时的平遥、祁县与太谷三个地方就成为中国的华尔街。大约拥有1.5亿两白银，拥有的白银总资本是清朝整个国家赔款的近1/10，而且到1906年，当时的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其中1/3的银两基本上都放在了山西票号。今天，从平遥古城南门深深的车辙印中就能窥到当初票号业的发达。
（三）衰落阶段
19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9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始了晋商的贸易黄昏，按照这些条约俄国人从中国南部收了茶叶之后，直接运到天津，而且是免税运到天津。然后俄国人再从天津海运回到俄罗斯，一路免税，晋商要求清政府给与同样的特权，然而却被驳回。1873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向俄国一样，把湖北茶叶经过水路运到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是清政府却对这一计划干涉，并要求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税，清政府的行为，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到1875年，俄国人控制的茶叶量是山西商人的5倍多，山西商人的贸易开始走入黄昏。
另外，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外资银行的进入，苛捐的加重，国家信用的崩溃等原因，山西的票号业也逐渐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