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xx的犯罪事实和定性没有异议，请求法庭依据其犯罪情节、所得数额、社会危害性结合其的认罪态度等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xx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蔡xx是于2012年7月1日主动到公安机关即深圳市公安局南凤派出所投案自首的，陪同其一起去自首的还有其堂姐蔡x，因为当时南凤派出所在协助淮安市工业园区公安分局抓捕时，以为被告人蔡xx的弟弟蔡x是犯罪嫌疑人而将蔡x抓捕，当时公安部门并不知道实际犯罪嫌疑人是被告人蔡xx，被告人蔡xx在得知其弟弟被抓后，就和蔡x一起到南凤派出所投案自首，到派出所后其也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然后其才被转送到深圳市公安局民治派出所，而不是民治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中所述的被告人蔡xx是被该所民警协助抓获（以上情况有深圳市公安局南凤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可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人蔡xx的投案行为已经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该情节。
　　三、辩护人对起诉中指控的被告人蔡xx2011年10月份以来售出包装好的“电视棒”5000个左右，共计3万余元，以及卖给陈XX“电视棒”密码卡5000余张的事实、定性和证据有异议。
　　首先，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仅仅凭被告人蔡xx的供述和其所谓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就认定其售出“电视棒”5000个左右，共计3万余元，且支付宝交易记录仅能证明他们之间有经济往来情况而不能证明他们之间的交易物品类型，因而在没有其它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显然证据不充分；仅凭被告人蔡xx、陈xx的供述和陈xx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就认定被告人蔡xx卖给陈xx5000余张密码卡，而没有其它证据加以佐证，同样证据不充分。综上，其实际所卖的“电视棒”个数和密码卡张数可能远小于以上数量。根据2003年8月2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十四条规定：“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互为证言并据以定案。虽有被告人供述，但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确已发生的，不能定罪处罚”。所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及不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情况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就认定被告人蔡xx的交易数量、数额，提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其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淮安市公安局淫秽物品审查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来看，“电视棒”仅是可以作为传播淫秽物品的工具，其本身并不是淫秽物品，密码卡本身更不是淫秽物品，而且密码卡在卖出后可能还存在损坏、丢失以及没有使用等情况，所以不应以它们的数量作为量刑的依据，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四、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xx认罪态度较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其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基本一致，同时，被告人蔡xx系初犯、无犯罪前科，能深刻忏悔自己的罪行。以上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蔡xx犯罪所得数额较少，只有五、六千元，归案后一直积极要求退赃，同时愿意交纳一些罚金以显示悔罪诚意，以上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xx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其售卖的对象特定，而且购买的人有可能只是为了收看正常的卫星电视，以上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
　　七、综合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蔡xx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蔡xx虽已构成犯罪，但因为其父亲10几年钱就身患残疾，使其较早辍学到深圳打工以补贴家用，打工期间因为受到深圳当地市场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法律知识缺乏，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目前，其家中还有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和80多岁奶奶需要其抚养、照顾。请求法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依据其犯罪情节、所得数额、社会危害性结合其的认罪态度等给予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蔡xx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此文是由河北英利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李树英律师友情提供，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