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关于妨害公务罪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明确具体的适用标准，致使审判实践中该类案件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上不明确，造成法律适用的争议和困难。
    一、现有立法状况及存在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构成妨害公务罪。对于暴力、威胁的行为程度，刑法未规定该罪成立需达到情节严重或导致严重后果。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基本上都会规定一个具体、明确的立案追诉标准，要求危害行为需达到一定的程度，方可纳入刑事案件范畴。而妨害公务罪却没有这一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可见，我国目前的立法上对于妨害公务罪的入罪出罪情形规定不明，对于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务的行为，哪些情形较为轻微应出罪由行政处罚手段治理，哪些情形危害较大应入罪由刑法调整，缺乏一个认定并区分的界限。实践中区分妨害公务的行为是作为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在缺乏统一适用标准的情况下，就取决于各机关、各办案人员自己的理解，甚至出现有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案件被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在缺乏妨害公务罪明确统一入罪标准的情况下，实践中可能导致刑罚滥用，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不利于促进我国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同时案件认定标准不一还影响了我国法律的统一适用。要解决这一问题，亟待从立法上明确妨害公务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二、完善建议
    一要对阻碍公务的暴力、威胁方法进行定义或列举。明确暴力、威胁方法涵盖哪些具体行为，笔者认为，一般应指侵犯公务人员自由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施加于公务人员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其物品的强力打击或强制行为，具有有形性和强制性的特征，例如拘禁、捆绑、殴打、伤害、杀害公务人员的行为，以及损毁执行公务所需财物的行为。应排除拉扯、推搡、吵闹、指责、辱骂等危害不大的常发行为，以及软磨硬泡、欺骗、不积极、不配合等无形性阻碍行为。
    二要对阻碍公务的暴力、威胁方法的程度予以明确。笔者认为，构罪的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阻碍公务导致的后果，如使用暴力手段阻碍公务致公务人员轻微伤以上，为阻碍公务故意损毁执行公务所需财物损失3000元以上等；二是阻碍公务行为的情节，如煽动群众阻碍公务的，持械阻碍公务的，使用机动车阻碍公务，多次阻碍等；三是阻碍公务行为的影响，如造成围观群众人数多、交通阻塞时长久，现场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