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再解释 ——兼论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协调
发布日期：2004-09-07 文章来源： 互联网
摘要：本文从工具性解释的角度对现行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进行了再解释，并认为遵循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原则，按照文理解释在先，论理解释在后的基本解释顺序，是正确解释的根本。针对解释过程中出现的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冲突，笔者认为与其一味地批评立法的缺陷，不如运用更为合理的理论来完善解释，以期取得与传统理论的协调。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借鉴，但也并不能囊括醉酒人犯罪的全部内容。
关键字：醉酒人 解释 原因自由行为 协调
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该规定的理解，虽然在统编教材上形成了通说，但也存在着不少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从醉酒人的危害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出发来解决其刑事责任的问题是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任何人的行为要被确认为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都应当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从客观要件来说，醉酒人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必须是刑法所禁止并惩处的行为。醉酒人犯罪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般不会有疑问。从主观要件来说，行为人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要确认醉酒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关键在于说明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具备主观上的要件。因此，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否所有的醉酒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行为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而这两个问题在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条文中具体体现在如何解释“醉酒的人”和“应当负刑事责任”上。
一、对“醉酒的人”的解释
（一）、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进行解释
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发生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根据，用一句刑法格言来表达就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具有责任能力，而判断责任能力的有无，应以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时为准；反过来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刑法中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假使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的当时并没有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能力，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也是我们对行为人进行归责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将该理论贯彻到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当中，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论呢？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从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来了解醉酒。
我国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理论一般认为，醉酒，也称酒精中毒，可以分为慢性酒精中毒和急性酒精中毒。急性酒精中毒又有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之分。慢性酒精中毒从发展过程看可分为无节制饮酒、中毒期和中毒并发症等阶段。生理性醉酒是指一次过量饮酒而出现的急性中毒，清醒后精神完全恢复正常。病理性醉酒是指行为人饮用了一般人不至于醉的少量酒后，而出现的深度中毒现象。从医学角度讲其性质属于与严重的精神病相当的精神疾病。慢性酒精中毒由于其发展演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特定的精神状态，可以对其各个阶段分开进行考察。
根据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观察研究，在生理醉酒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兴奋期、共济失调期、昏睡期。不同时期醉酒人的责任能力程度和状态是不同的：在兴奋期和程度一般的共济失调期，虽然醉酒人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有所降低，但远未使这种能力丧失，此时行为人显然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能力；在程度严重的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醉酒人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或已经丧失，而且，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是不能绝对平衡的，在具备辨认能力却不具备控制能力的场合，同样应认为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能力。对于病理性醉酒而言，由于醉酒人是一种急性深度中毒现象，行为人对自己的辨认控制能力一般来说完全丧失，显然也应属于无责任能力。与生理醉酒基本相同，复杂性醉酒人同样有一个由兴奋期、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的变化阶段，对于生理性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区分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复杂性醉酒人。至于慢性酒精中毒，其发展演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对于无节制饮酒阶段、中毒阶段和中毒并发症阶段，都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具体生理、心理和精神状况来判断他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这就和急性酒精中毒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将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适用到醉酒人的问题上，对“醉酒的人”应当作出以下的解释：所谓“醉酒的人”，是指实施危害行为时因醉酒而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包括生理性醉酒人、复杂性醉酒人和慢性醉酒人中的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那部分。病理性醉酒人不应包括在内，同样，生理性醉酒人、复杂性醉酒人和慢性醉酒人中的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那部分也不应包括在内。
但是，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解释原则，我们认为，刑法解释的首要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坚持合法性原则是保证正确解释的关键，而衡量刑法解释是否合法，总的标准就是要看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要在刑法解释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关注解释是否从文本（刑法规范）的文义入手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文义范围内进行的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反之则不然。”[1]而从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中，“醉酒的人”的字面意思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出上面的结论的。
而且，这样的一个结论也与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醉酒的人”的理解明显不符。
（二）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及缺陷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醉酒的人”的解释存在着通说。一般认为，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中所载的“醉酒的人”是指生理性醉酒的人，而不应该包括病理性醉酒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根据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相符。同样基于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于相同的问题却得出两个相异的结论，问题出在哪里？康德的“二律悖反”理论告诉我们，这两个结论中至少有一个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将我国刑法中的“醉酒的人”限定于生理性醉酒人委实值得商榷。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将病理性醉酒人排除在“醉酒的人”之列，虽然在理论上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理论上的通论，但并没有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这至少赋予了我们对“醉酒的人”进行其他解释的充分空间。
其次，通说认为，之所以将病理性醉酒人排除在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之外，是因为医学上认为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应当适用同条中的第一款关于精神病人的规定。对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由于该结论是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科学结论，我们不能随意地予以否定。但是，病理性醉酒这种精神病与其他精神病之间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区别，那就是病理性醉酒人可以自己有过错的使自己陷入精神病状况，而其他精神病则不能（至少刑法学界并未对有过错地自陷于其他精神病状态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刑法中同时存在着关于精神病人和醉酒人的相关规定时，不加区别地将病理性醉酒人与其他精神病人相等同，理由并不充分。
再次，从刑法第十八条的上下规定来看，第十八条前三款都是针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所做的规定，第四款规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正如上一理由所述，同时存在两个均能适用的规定，应当如何进行选择适用？笔者认为，立法者将醉酒人单独作为第四款来规定，体现了醉酒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而也不应该与同条的其他款出现不必要的重合，而只能是作为特别款项对前几款进行补充。按逻辑学的基本原理，第四款中的“醉酒的人”理应不会也不能与前几款中的内容一致。
最后，通说一般也认为患有病理性醉酒的行为人故意使自己陷入醉酒状态，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2]进行这样表述时，通常都将这样的一个判断放置于“醉酒的人”这部分内容之中，而恰恰是在对“醉酒的人”这部分内容进行论述的开篇，学者们又作出了醉酒的人不应包括病理性醉酒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话，一方面说“醉酒的人”不包括病理性醉酒人，另一方面，又将病理性醉酒的刑事责任问题放在“醉酒的人” 部分而非其他部分（比如说精神病人）中论述，最起码在结构上也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
（三）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文理解释，即“醉酒的人”是指从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分类所得的所有醉酒人，这样更加合理。
因为，这样既可以使通说中的缺陷迎刃而解，也完全贯彻了罪刑法定这样一个刑法的基本原则，而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刑法中的首要原则。
虽然如此，按字面解释却产生了这样一对矛盾：若遵循刑事责任的基本原理进行解释，则注定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这是当代刑法理论所不能容忍的）；若完全按照字面解释，将有违传统的刑事责任基本原理，即按照字面上的文理解释无法与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相协调。于是，学者们开始探求追究醉酒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在理论上进行合理地论证，以使行为时没有传统意义上责任能力的醉酒人，具备合理的归责根据。较为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合理解释“醉酒的人”的关键，也是笔者主张从文理上解释“醉酒的人”不可或缺的论据。
（四）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的论证
在我国刑法学界，多数论著解释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理由不外有三点：1、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只是某种程度的减弱；2、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行为人在醉酒以前，应当预见到或认识到自己的醉酒之后，有可能会实施某种危害行为；3、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理应加以制。[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推敲。首先，认为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不可能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其次，认为实际生活中所有醉酒都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再次，行为人因为自己可归责的原因而醉酒，并进而实施危害行为。行为人对于醉酒本身的过错，能否等同于刑法中的罪过？为什么这种过错能够成为让醉酒人对其在醉酒后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由于现有刑法理论没有将这一问题说清议透，这就难免给人一种牵强的感觉。最后，认为酗酒是恶习，理应加以制止，明显的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将酗酒应受道德谴责的原因作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近来，一些学者又用严格责任理论来解释醉酒人犯罪负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一种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在刑法中，所谓严格责任，是指对于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危害行为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上述醉酒人犯罪显然不属于主观罪过不明确的情形，那么，能否说是属于缺乏主观罪过的情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尽管一般责任原则认为，主观罪过只能存在于危害行为实施期间，但是，醉酒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法律上评价醉酒人有过错醉酒的场合，行为人在醉酒前能够预见到自己醉酒后可能会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是醉酒人犯罪的特殊性，由于存在这种过错，那么，醉酒人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便不能与严格责任中的缺乏主观罪过等量齐观。从以上这些论述说明，我国现有刑法理论关于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根据的阐述，说服力单薄，模糊、疑问之处颇多。
对刑法的解释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世界上种种法律体系能够提供更多的、在它们分别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解决方法，不是那种局处本国法律体系的界限之内即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法学家在他们短促的一生能够想到的。”[4]在我国刑法学者正苦于无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时，将眼光投放到相对而言法学研究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应该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做法。
同我国一样，西方刑法学者（主要指大陆法系的学者）也普遍承认“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样一个刑事责任原则，因而，他们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了解决醉酒人刑事责任这个较为特殊的问题，西方刑法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公共利益”说、“预先故意”说、“原因自由行为”说等理论。而“原因自由行为”说已经成为了西方解释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的通说。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况。在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在实行构成要件行为时，丧失或削弱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意思决定丧失了自由，但是，在是否导致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这一点上，该行为人原可作自由的决定，因此，在原因上是自由的。醉酒人犯罪就是其中一例。[5]为了说明原因自由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又出现了几种学说：第一，间接正犯说。该说认为利用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以实现犯罪，无异于以自己的无责任行为为机械或刀具来实现犯罪。因此，它属于间接正犯的一种，应按间接正犯的理论来把握。第二，责任原则修正说。认为责任能力未必以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为必要，从而重新设定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理论根据。第三，构成要件说，此说认为应将设定原因行为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时的危害行为予以统一观察，把它们一并认为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从而不违背“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笔者认为间接正犯说不能适用于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的原因自由行为，因而仍有缺陷；责任原则修正说在试图修正“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有扩大刑事责任基础之嫌，当前还不能令大多学者认可。
笔者较为同意上述的构成要件说，因为运用该说，不仅可以囊括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各种情况，而且仍然保持了与传统的刑事责任原则之间的协调，使追究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若将该理论适用于我国，将“醉酒的人”进行文理解释而产生的不符合传统刑事责任原则的问题在形式上也就迎刃而解了。
应该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与我国刑法醉酒人问题是否完全重合，即能否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解决我国刑法中所有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两者的适用对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决的是行为人有过错的陷入醉酒状态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过错的陷入醉酒状态也是该款调整的应有范围。因此，在决定醉酒人该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时，应区别两种情况，分别讨论。
二、对“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解释
（一）部分刑事责任或是完全刑事责任
既然“醉酒的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能力，那么，当醉酒的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认为，对于醉酒的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理应不同于传统的责任理论中的责任承担，醉酒的人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而非可以根据行为（广义的行为，包括原因设定行为和实行行为）时的精神状况予以从轻、减轻或是免除处罚。而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让醉酒者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合理地让醉酒人负担了超出其意识和意志范围的刑事责任。主张应当从法律规定来看，刑法第十八条四款只是规定醉洒的人犯罪，应当负担刑事责任，这中间既可能是负全部刑事责任，也可能是负部分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根据醉酒者实际的精神状态确认其为限制责任力的人，也是有法律根据的。[6]
笔者认为，对于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试图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寻找醉酒犯罪人负担部分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结果只能是徒劳的。从刑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不难看出，“应当负刑事责任”，均仅指“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如果是指“应当负部分刑事责任”，同条款后面必然规定具体从宽的幅度。[7]即使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认为“让醉酒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之所以将因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原因就在于用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无法对应追究醉酒人刑事责任进行合理的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虽然可以通过构成要件说来使自己与“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相协调，但它毕竟与一般的行为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将设定原因行为与直接危害行为视为一个实行行为。因此，在认定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上，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上，我们也应当承认其特殊性。不能武断地认为让醉酒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是“不合理地让醉酒人负担了超出其意识和意志范围的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没有任何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来讲，由于不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我国学者的上述主张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对这类醉酒者能否按其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
因此，不加区分地将“应当负刑事责任”理解为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是不合理。即使得出不论行为人对醉酒有无过错，都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那么至少在承担完全责任的理由上，两者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归于原因自由行为的醉酒人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不仅包括上述的说明，也包括在解释“醉酒的人”时认为应当将醉酒人从字面上进行文理解释的理由。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来讲，则应当按照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来进行解释才更为合理。
笔者主张，对完全没有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即行为人既无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也无陷入精神障碍状态预见或预见可能性的，可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来确定其刑事责任：1、没有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而陷入心神丧失者。由于没有任何过错，欠缺主观要件，因而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2、没有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而陷入精神耗弱状态下者。其设定原因行为（姑且再次借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用语）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其直接危害行为却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实施的，是否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根据醉酒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也就是说，应该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是限制责任能力人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结论，既可以与“醉酒的人”应负刑事责任保持一致，体现了立法者的原义，也将该类行为与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相区别，体现了实质上的公平。
（二）行为人的过错
对于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既然明确了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即不能从轻、减轻或是免除，是否也就解决了醉酒人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问题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决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因素除了是否具备责任能力外，还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确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上，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所以，要想将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弄清楚，还必须当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醉酒人主观是故意或是过失。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说将原因设定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视为一个实行行为，认为其具有一贯性。那么醉酒人的故意、过失是指设定原因行为的意思，还是指实施现实直接危害行为时的罪过？弄清楚这一点，对于确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如依前者，则只要在设定原因时有故意或过失行为，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不问其陷入精神障碍状态后所犯罪者为故意或过失罪，即可确定故意或过失；如依后者，则所谓的故意或过失，是指该现实危害行为的故意或过失，必须包括自设定原因行为至现实危害行为的全体，两者相差甚大。笔者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包括自陷于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两种情况，前者，行为人在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已丧失了责任能力，更无所谓故意和过失，鉴于其原因行为与现实危害行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因此，其故意或过失，应以自陷于心神丧失状态以前所存在的对于危害结果的态度来确定。例如，明知自己具有如果多量饮酒常限于泥醉的无责任状态，则对他人施以伤害的恶癖的人，如果追求发生这样的结果，故意饮用过量的酒，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的状态，并由于在这种状态下的伤害而造成他人死亡的，就应当负故意杀人的责任，如果对伤害及死亡结果只有过失，则应负过失杀人的罪责。后者，行为人在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仍具有责任能力，只是其责任能力相对减弱而已，而且其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行为人因过失而自陷于精神耗弱状态时，尤其是在酩酊中的犯罪，大部分都是在酩酊中突然发生故意或过失的情况，前者如因漫不经心饮酒过度，陷于心神耗弱状态，并在心神耗弱状态中突然发生放火故意，而实施放火烧毁他人住宅的情况，后者如在上述饮酒过度的心神耗弱状态中，由于抽烟不注意，将烟蒂丢在易燃的柴堆中，因而将他人房屋烧毁的情况。这两种情况，虽然都是因过失招致精神障碍状态，但其罪过形式则显然不一样，前者是构成放火罪，后者则只能作为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处理。因此，这类情况的原因自由行为的罪过形式，只能以行为人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的故意过失来确定。
（三）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承担
结合醉酒人设定原因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的不同情况，笔者认为，在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承担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意图犯罪，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者
即行为人设定原因行为时，既有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和预见，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而仍陷于精神障碍者（包括心神丧失和精神耗弱）。在这种精神障碍状态中实施犯罪，应按故意犯论处，且不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虽无犯罪故意，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而有实施可罚行为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者
有两种情况：1、故意招致者，即行为人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时，虽无利用其精神障碍而犯罪的意图，但意识到在无责任状态中，易发生可罚行为，而其结果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则应当负间接故意的责任。如果确信其结果不发生，则只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2、过失招致者，即行为人虽无利用此类精神障碍状态的意图，因未注意，或者确信其不发生，对此类状态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防止手段，在此状态中致发生危害结果者，应成立过失犯。
（三）、虽无对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但有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即所谓酩酊责任）
也有两种情况：1、行为人如果曾经发生过病理性醉酒或自陷于心神丧失的生理性醉酒，应当认识到再次醉酒可能发生危害，但由于事过境迁，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或者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少饮一点可能不会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饮酒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负过失犯罪的责任。2、行为人如果因过失而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其故意或过失应依起在心神耗弱状态中实施犯罪的心理来确定，对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者，是故意犯罪，反之，是过失犯罪。
三、小结及立法建议
针对现行刑法十八条第四款（79年刑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即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解释，在大量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中都有涉及，但笔者认为，许多的著作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样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例如，统编教材一般认为“醉酒的人”为生理性醉酒而不包括病理性醉酒，于是大量的文章予以引用，引用者似乎有欠考虑；国内对“醉酒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的理由，虽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陷，仍为大量文章所信奉；当引进了西方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后，又近乎武断地将我国关于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完全套用原因自由行为，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地吻合等。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窃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应当值得注意的：一是没有将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当作区别于其他一般责任理论的特殊情况来加以对待。一般责任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这并不代表着不能存在特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醉酒人这个特殊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以与一般责任原理相协调。这个观点笔者在文中曾多次强调。二是没有充分的遵循刑法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合法性原则。法学解释的对象是成文的法律，完全脱离用语就是推测而不是解释。对一般用语应当作一般理解，“因为只要法律不是由法学专业词汇构成，那么它们的意义就取决于所用词汇的口语意义。”首先进行文理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解释上的具体体现，只有当文理解释不能得出合理结论时，才需要进行论理解释。三是将问题的出现一味的归咎于立法的缺陷，认为是立法者的过错。殊不知，“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法学者不应当将自己的任务推卸给立法者。
综合以上的分析，虽然笔者认为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基本上体现了立法者的原义，而且也可以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仍有可以改进的空间。若能够进行如下的修改，可能会使立法原义更加明确：“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自己陷入醉酒状态实施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无过错的陷入醉酒状态，适用前款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