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并由此形成了颇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它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随着时代的演变，我国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法制化、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百姓私权利意识的增长，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日渐显现其不适宜性。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国民事诉讼尊重当事人权利的理念得到极大发扬，开始接受和借鉴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将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则、偏重调解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出现一些无原则的调解、不民主的调解、久调不判的调解，以判压调的调解等等，这几年以调解结案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件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就已经反映该问题。这在现实中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制度、司法公正的信赖，成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遭受强烈批评的症结所在之处。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正面评价。
（1）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因为判决不公，法官将可能承担错案追究的风险，判决也可能会导致当事人的上诉，而上诉后又有可能使案件被发回重审或判决被改判。生效的判决也可能会引发检察机关的抗诉或其他审判监督程序的发动。而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也有可能因该当事人的不服而无止无休地告状。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法官业绩的评价，然而，调解结案则避免了这些风险。因为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2）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调解是通过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来解决纠纷的，调解的后果既然是当事人所自愿接受的，因此当事人应当自觉地执行调解协议，而不必过多依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的方法。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3）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4）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生产建设。
（5）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法院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律政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从而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正是由于法院调解具有上述优点，因此调解结案成了法院重要的结案方式，其对于迅速及时地解决争议、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法院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1）法院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法院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3）法院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4）法院调解对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同样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的配置上，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权利，却没有规定当事人如何才可以主动有效地实现这些权利。当事人实际上无法得到足够的诉讼信息，也就无法真正处分自己的权利。而法院则掌握着全部的诉讼信息，随时可以进行审判或调解。这实际上放大了法官的权力。
（5）调审合一制度下，法院强制调解大行其道。
我国法院调解实行的是调审结合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这种调解模式和运转机制有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审判效率的优势，但从另一角度看，调审结合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必然引起调解和审判二者价值的矛盾与冲突。由于调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以合意为基础的调解常常演变为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并直接给当事人形成心理上的压力，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审判功能的萎缩。调解作为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会妨碍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审判权介入调解，则会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造成“合意的贫困化”。
（6）调解程序启动的随意性。
由于我国法律对调解权的行使和调解程序的启动缺乏明确的规定，承办法官与合意庭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同意，案件办到哪里，承办法官的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哪里，由于超职权主义色彩的渗入，法官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此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构想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建立诉讼和解制度，以诉讼和解重塑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通过上面的论述，使我们看到法院的调解制度不论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上都不完善，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对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和发扬原有制度的优良传统、优点及长处；二是适当超前考虑与人民调解、诉前调解等社会调解体系相配套及立法改革的发展趋势；三是克服现行制度中的缺陷，不适应性，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基于上述原则，改革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
（1）树立审判中心理念，确立法院调解的辅助性地位。
民事诉讼是典型的以裁判解决纠纷的方式，是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争议，它的目标是按照司法解决设定的，它的程序也是按照司法解决设计的，法院依据既定的诉讼程序和实体法规范对争讼作出裁判，正突出地展示了司法的本质特征。
在诉讼程序常规进行的任何阶段，即使负责审理的法官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促使双方和解，当事人都有可能通过如向对方让步妥协等自发的行为来谋求达成合意的纠纷解决。这种情况意味着无论任何种类的案件，在诉讼程序完全是朝着获得判决的方向按照“准备－开庭口头辩论”或“争点形成－证明”等常规方式进行的过程中，只要当事人愿意，诉讼上的和解随时都有可能成立。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可以出于千差万别的理由或原因，随着诉讼程序常规性的展开进行，纠纷的是非曲直或解决的症结比较清晰地显现出来也能够是导致合意形成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意义上，诉讼上的和解其实并没有属于自身特有的过程或程序，而只是为了使诉讼审判的结果也能够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理而留下的一个制度空间或案件的一种终结方式而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诉讼上的和解往往是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建议、提供某种解决方案以及进行说服劝导才获得的成果，这些建议、方案的提示或说服劝导既可能在常规的诉讼程序中附带性地进行，也可能特地设定称为“和解期日”的程序来集中地加以实施。 在日本民事诉讼中，法官通过和解期日获得的纠纷信息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判决被认为只能建立在通过正式的口头辩论和证据审查程序而得到了证明的事实之上。
（2）赋予双方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
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选择审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为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当事人来讲，可能成本、质量、速度是不同的，当事人的需求也会不同。某一个具体的案件，是否适合采用和解的方式解决，不能以主审法官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主审法官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第三方，只能提出建议，适时地为双方的协商、对话创造条件，实施协商、对话尤其是达成合意，应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决定。一旦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以这种方式解决纠纷，就应立即转入审判。法官在这个合意纠纷解决机制中始终处于中立、公正、消极的地位。
（3）实行“调审分离”，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
调解主持人与判决主审人的合二为一，承办案件法官的双重身份是形成“强制调解”的主要原因，法官在判决前频繁接触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的接纳态度，在可能通过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这一直是法院调解受人指责的症结所在。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英美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之一，是把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有的法院还设有专事和解的法官，以此避免审判法官开庭前与当事人接触而产生的先入为主与偏见，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根据法官职能把法官分为准备法官和庭审法官。准备法官负责开庭审理前的送达、调查、保全、收集证据、调解等事项，不再拥有审判权；庭审法官则负责案件的审理，不再参与调解。如在庭审时庭审法官认为有必要调解，可以将停止案件的审理，交由准备法官调解。如果双方达成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产生有效的调解协议，则调解程序结束；如未达成调解协议，审判程序继续进行，不产生实体法上的效力。在调解过程中，法官仅可以拥有以下职权：提供机会，提出建议，提供必要援助，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予以笔录承认其效力，该协议一经法院法定程序予以认可即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效力。法官职能的细化可以有效地保证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4）重构调解生效的时间，取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反悔权，保障协议的严肃性、强制性。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自愿达成的协议，就相当于一个新的契约，达成之后就应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却赋予当事人在调解书签收前的反悔权，而且不附任何理由，这一规定不仅违反了契约的一般原理，而且损害了自愿原则，使调解协议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调解的过程是双方当事人认真协商的过程，调解的结果也是双方当事人反复思考后所达成的，是双方合意的最终体现，应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应取消当事人反悔权，明确规定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经法院审查认可后即发生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建议将民诉法中调解生效的时间进行修改，确立以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调解协议笔录上签字或盖章的时间为调解生效的时间，当事人是否签收调解书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一方不按协议履行的，另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取消法院调解必须遵循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依次为当事人自愿，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和合法原则。对自愿和合法原则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笔者认为，调解不应当以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为前提。理由有三：一是，调解的本身是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以互谅互让、责任含糊不究的方式，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能减少诉讼成本，同时又不伤和气的目的。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该有所区别。如果所有案件都强调必须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就会导致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的后果，那么就不如判决结案更为快捷、经济，从而大大限制了调解作用的发挥。二是，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行使了处分权。因此民诉法第85条规定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的原则就没有必要了。三是，从调解在整个诉讼活动中的适用看，调解贯穿整个诉讼活动的始终，各个涉讼阶段均可以进行调解。但是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才能完成。据此推论，法庭辩论尤其是法庭调查结束前所进行的调解，是不可能以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为前提条件的。
（6）实行调、判并重，调、判分离的诉讼原则，组建法院独立的调解部门。
实行调、判并重，将调解与开庭判决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着力调解、注重调解的提法在理论指向上是有失偏颇的，在实践中容易引起顾此失彼，调、判并重的提法显得较为科学合理。在法院内部实行调解与裁判的机构及法官人员的分离，有几大好处：一是调解法官可深入基层民众中去及时化解矛盾，减少和预防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矛盾激化的现象，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化解民间矛盾中的功能作用；二是在调解过程中及时了解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收集证据，搞清案件基本事实，即使调解不成也为开庭审判奠定了基础，确保案件的质量；三是为裁判法官公正、文明高效裁判创造了条件，裁判法官一般不再进行庭外调查事实、核实证据，开庭前也可不与当事人、代理人见面，有利于提高当庭宣判率，此时法官的中立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四是调解与裁判之间既要密切配合，又要相互监督制约，从内部运行机制上确保司法公正；五是减少和防止当事入的合理怀疑，及与法官、法院的对立情绪。因此，实行调判并重，调判分离的诉讼原则，实有利而无弊。
（7）将调解程序置于开庭审理之前，庭审中及判决前的调解只限于当事人申请。
实行调解与裁判机构、人员的分离，必然要求调解与开庭审判在程序上分开。诉讼调解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将该程序前置于开庭审判，即对应当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受理后先进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当事人反悔的再移送裁判程序。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庭审中及庭审后判决前的调解只限于当事人的申请，法官或合议庭一般不再组织调解，即使当事人申请，此阶段的调解也应从法官干预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即法官或合议庭只主持调解，不提出自己对有关案件协议内容的主观意见，让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及时判决。将诉讼调解程序前置，既符合法定的程序，又可借鉴国外诉前调解的经验，为我国逐步建立诉前调解制度积累经验。同时，还可确保法官或合议庭在整个开庭审判过程中保持中立，不偏不倚。
（8）建立对调解制度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既然法院调解是诉讼方式的一种，且调解协议具有等同于法院判决的效力，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对调解人员的监督机制，防止调解人员利用特殊身份收索贿赂并作出不公正的调解结果。具体做法是，除一些特别简单的纠纷之外，一般应由多名调解人员组成调解委员会，以防止权力的集中；一般案件应坚持公开原则；坚持对调解过程做全程笔录。另外，为防止调解人员对法院调解工作的疏忽大意甚至徇私舞弊及其他有损公正的行为。应比照审判中的错案追究制建立对调解人员的较为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
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
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
（9）规范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在适用阶段上，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权益的案件和经济纠纷的案件都可适用。笔者认为，在诉讼阶段上，法院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在诉讼的其他阶段，不再适用调解程序，同时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作为补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为理论基础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不适用调解。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违背了立法意图。如对于确认违法的经济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中就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严重违反法律，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4〉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10）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即从调解开始，进行到达成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结束语：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代理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王齐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