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资本市场也逐渐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愈来愈多的国外投资者和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市场，而与此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把战略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国际资本市场。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战略性转型的良好时机，伴随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过程始终的一个重大命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市场创新和战略转型，又能有效控制风险，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二、适应资本市场改革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自身三大转型，即上市公司结构和上市资源的调整、市场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资金结构和投资者结构的调整。而上述三大战略转型的实现，又必须以中国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的变革为基础。

　　与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背景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变革，至少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第一，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公司法的完善主要包括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股东权益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并应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虽然在上述方面都有所进步，但是仍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

　　第二，构建与大规模证券发行相适应的法律规则体系。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是实现战略转型的必要条件，而中国资本市场原有证券发行规则是与小市场、小发行量的特征相吻合，发行效率低下，难以适应大规模证券发行的要求。因此，应彻底变革原有证券发行规则体系，逐步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与大规模证券发行要求相符合的“公开发行加私募配售”法律规则，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和监管成本，并减少发行人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三，推动我国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证券交易制度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不仅决定着证券发行市场的规模、价格水平和证券交易的规律，而且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观念。中国证券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性交易制度导致股市难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人为操控痕迹明显。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制规定单一集中竞价、单一现货交易、单一场内交易，为中国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桎梏。未来证券交易制度的转型主要包括：变单一主板市场为多层次交易市场体系，变单一竞价交易制度为多种交易制度，变单一现货交易为多品种交易制度[1].

　　第四，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建设。资本市场国际化不仅仅是单纯的市场完全开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规则体系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在目前人民币尚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阶段，大规模制定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法律规则体系尚不现实。但是伴随未来人民币逐步实现彻底可自由兑换，应努力推动内外资税法统一，证券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从而最终实现中国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与法律规则体系的国际化。

　　三、《公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原来《公司法》做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在公司设立和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监核程度、突出股东话语权和诉讼权、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原来《公司法》有230条，现在新《公司法》只有219条，看起来条文少了，但内容更加丰富。总体上可以将修改的要点概括为：减少政府管制、加强市场监管、鼓励公司自治、完善治理结构、健全了股东保护机制。

　　（一）在减少政府管制方面，《公司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新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门槛大大降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采纳授权资本制，但却允许两种公司的资本都可以分期缴纳，而不必一次性缴足，只是要求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 ，而其余部分必须在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 年内缴足。

　　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各国公司法基本都有一套系统完整的关于资本的法律制度。中国公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资本制度的改革。此次修改前的公司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虽然也有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明文宣示，但更关注的是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表现出的明显倾向是强调规范、限制和管理，而忽略支持、鼓励和引导，法律规定呈现出过度的刚性和强制性，而缺少应有的弹性和任意性。从根本上说，资本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目前的条件是否绝对的高或限制是否绝对的严，也不在于简单地取消多少限制、放宽多少条件和降低多大门槛，而在于我们为何和是否有必要对公司设立施加如此的限制。其实资本并不是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根本保障，更不是唯一的担保，过分强调资本在这方面的作用不仅不能实现债权人保护的目标，反而会遏制公众的投资需求，阻碍了许多公司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差异甚大，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规定偏高的资本额，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调整出资比例和结构。一是将工业产权扩大到整个知识产权，二是取消了无形财产出资比例的限制，而只是规定货币出资的金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30 % ，更为重要的修改是根本改变了对股东出资的立法方式，以一个富有弹性的抽象标准“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取代了原来机械、固化的全面列举式的规定，不仅实质性地扩大了股东出资的范围，而且充分地利用各种投资资源和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股东和公司的投资需求。

　　第三，对外投资限制被取消。新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应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数额有限制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因为公司对外投资属于公司的经营自主权，应由公司章程规定，没有必要由法律对投资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进行限制。（1）公司对外投资不再有投资限额的限制，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不受净资产的约束。（2）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范围，不仅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还包括其他形态的企业、合伙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即允许公司向非公司制的企业投资。（3）明确了对外投资的决策机构是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成为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4）明确了公司对外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所投资的企业只是承担出资部分的有限责任，不得通过合同、协议的安排成为投资标的企业所负债务的连带责任人。

　　另外，新《公司法》还取消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审批程序。原《公司法》第77条明确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新法删除了这一规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国务院或者省（州）政府的审批，这是限制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的最大制约。取消这一规定，将大大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推动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鼓励个人自主创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二）在加强市场监管方面，《公司法》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第一，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借鉴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法律规定，总结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经验，为防范滥用公司制度的风险，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规定。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股东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造成公司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情形，诸如何为“恶意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都需要由最高法院严格把握，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第二，对关联交易行为严格规范。正如关联企业出现与发展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一样， 关联企业最重要的行为——关联交易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和不可避免的。由于各国法律对于关联企业或关联人概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们今天所提到的关联方命题已经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弹性，这一概念不仅概括了集团企业内部具有股权控制力和经营决策控制力的一系列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而且概括了不同企业之间基于控制权人亲属关系与利益合作关系而形成的具有间接控制力的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即是说，在相互从事交易的关联主体之间，某些交易实际上属于关联人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是基于控制权人的意志却故意从事的关联交易，该种关联交易的内容往往为故意不公平；另一些交易则属于关联人并未意识到其间的关联关系，并且其交易并未受到控制权人的意志操纵，此种情况下的关联交易内容则可能是公平的。正是基于这一复杂的现实，各国学者和立法者对于关联交易的法律控制立场实际上均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程，并且将争议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公平性问题上。

　　本文认为，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性行为的。如果缺乏法律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公平规则控制） ，则此种可能的不公平交易将愈来愈多地转变为现实的、必然的不公平交易。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即具有掩盖或隐蔽交易内容和利益关系的属性，同时在缺乏普遍性法律控制机制的情况下，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实际处于不被发现或不受矫正之状态，因此，在整体上断言关联交易具有节省社会资源或者产生“社会盈余”始终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个基本结论：一方面，关联交易本身存在具有客观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对其加以简单地一概禁止或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交易公平与交易秩序，法律对于关联交易应当在传统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出有效的控制规则。

　　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实践中，尚无商业判断规则的存在地位。随着中国公司法制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司诉讼实践的发展，此类有助于合理公平保障公司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公司法规则将或迟或早地在中国法中建立。

　　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法律制裁的制度构建中，实质公平原则的建立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建立我国法律实质公平原则的过程中，立法者与司法者应当考虑到如下基本要素：首先，我国法应当为公司诉讼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不同的法律救济途径，以适应公司诉讼当事人不同的利益要求；其次，在对于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赔偿救济中，必须坚持实质公平原则，而不能满足于传统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标准，更不能滑入整体揭穿公司面纱的错误之路，这一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证实；最后，在构建实质公平原则具体规则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具体规则的宗旨实际上仅在于限制因非适当影响而导致的损害关联公司的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而不是要限制关联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不能使生动多样的公司实践受到简单、僵硬的法律教条之限制，因而我国法上的实质公平原则之具体规则一定会经历由简到繁、不断合理化的过程[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在明确中介机构赔偿债权人的责任、减少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方面，也作出了巨大修改。

　　《公司法》虽然有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差距。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的“血统论”依然存在；坚持政府监管至上的治理理念仍然十分明显[3]；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身份仍有不同待遇；投资者权利保护方面的民事责任不能完全落实到位；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依然受到限制等等。

　　四、《证券法》对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发行和交易制度的改革

　　1. 公开发行和私募的兼容

　　证券私募发行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方式。美国是较早采用证券私募发行的国家，并与公开发行相互补充。由于这一发行方式的运用能节约发行融资成本、监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保密性，体现出资本市场的快速融资效率，因此私募发行在多数国家及地区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私募发行的投资人是确定的，发行对象主要是长期投资机构（国际上称“战略投资人”）认购，在发行前对认购程度已有了解，且以明显高于发行价取得优先购买权，其发行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我国也早在1990年底就引进了私募发行的模式。我国早期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可以找到私募发行的影子， 1993年4月之前的股票发行，实际上是带有私募性质的一种混合方式。1999年《证券法》确立了“三公”原则以后，私募转而被B 股和H 股发行所广泛采纳，在A 股市场上真正出现包销余额的情况下，证券商也不得不启用这一方式作为补充。而近期的证券公司债券定向发行、特定机构次级债私募发行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都是私募化运作的证券发行模式。当然，不可否认，私募发行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投资者数量少、流通性较差等不足，投资者会面临较高的投资风险。目前，对涉及私募的证券发行规范属于分块规则、局部立法，导致私募发行制度的模糊和不确定，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潜在参与者对私募发行活动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导致了实践中的私募发行行为的不规范，加之前几年我国相关立法机关及监管机关对私募发行这一方式重视不够，实践中也未形成有序监管与规范的私募发行市场。

　　所以，未来在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准备方面，还要进行积极的探索。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法律审核效率。发行制度的效率主要指该证券发行制度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适时推进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必须提高现有的证券发行法律审核效率。一方面，鉴于《公司法》《证券法》已经为上市公司私募发行留下了空间，监管机构应加强配套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对私募发行的申报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及控制风险等问题加以规范，培育和强化股票发行的市场化约束和自我调节功能，逐步推动证券发行由单一制向多层次发行模式转变。另一方面，实践中可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作为私募发行的试点，逐步放开、扩大，从点到面，在风险可测、可控、可防的前提下，鼓励上市公司大胆进行金融创新，逐步放开对产品创新的限制，支持采取证券发行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高证券发行水平。

　　第二，证券法规建设。法律建设是指在保持较低风险和成本的资本市场筹资情况下，能够制定出更多、更好地使发行人及各中介机构对其行为后果进行合理预期并调整的法律。我们应本着“三公”原则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精神，完善证券法律体系，尽快出台与《证券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章程，建立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体系，科学规划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必须为我国多层次证券发行市场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持。当然，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时，尽管有学者提出“要有长远眼光，要留有余地”[4]，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有证券法律进行修改。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必须充分利用WTO中的保护性条款，结合发展中国家开放证券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制定谨慎的开放证券市场政策，实行逐步准入制度，实现结构开发策略，对不同领域的证券业务应该区分对待，诸如跨国并购、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可以向外资证券机构放开，而对国内券商可以细分的领域，诸如IP0 发行股票、国债、企业债券承销以及证券咨询等业务，可以加以保护，创造出国内证券发行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逐渐实现国内证券市场国际化。

　　第三，司法制度的完善和程序公正诉求。公正的含义不仅包括发行制度应对各个股东给予同等保护，而且还指对不同发行人采用同一种尺度加以衡量。发起人和公众投资者既是利益的统一体，又是利益的矛盾体，公正的发行制度，有助于在“证券监管机构与证券发行者、公众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 从而使资本市场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状态”[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健全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确保证券发行市场监管规范化、制度化，这也是证券市场国际化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有效执法需要矫正政府角色定位，解除政府的“隐性担保”角色，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其次，我们应该不断完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立股票、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动态监管机制，对拟上市公司首次发行或者再次发行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跟踪核查。最后，应该提高中介服务法律资质水准和服务质量。从对中介机构证券从业开始就着手进行法律规范，使得他们的业务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业务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熟悉或者精通国际证券发行业务的证券从业人员，提高中介机构的公正性。

　　2. 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

　　我国的证券市场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场内交易、集中竞价、现货交易占垄断地位的格局，这种单一性的交易制度导致我国的股市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操控的痕迹明显。同时旧的《证券法》关于交易制度的规定也单一化，使得其他形式的交易形式无法获得合法的地位，单一现货交易观念和单一集中竞价交易观念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大敌，造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坐庄横行、市场暴涨暴跌的不良现象。新修改的《证券法》彻底废除了禁止信用交易，禁止透支，禁止融资融券，不再强制规定进行单一的集中竞价，单一的现货交易，单一的场内交易，这就为证券市场清除了严重限制其发展的制度上的桎梏。新修改的证券法不再强调单一的集中竞价交易原则，允许其他的集中竞价以外的交易方式的同时存在，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现货交易的局面，这就为我国未来发展多重证券市场和多种交易制度，为现货交易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打开了通道，克服了我国单边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向，为期权、股指期货等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出现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刺激了做空机制和对冲交易的出现。具体言之，新《证券法》在交易制度上的具有革新性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多层次市场建立留下空间。我国修改后的《证券法》第39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这意味着证券不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还可以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法律框架得以确立。尽管其他证券交易场所的设立还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准，但是这项大的修改毕竟对于以前完全禁止的场外交易打开了一个出口。

　　第二，容许其他交易方式。新的《证券法》第40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这就为集中竞价之外的其他交易方式的合理存在打开了立法空间。

　　第三，证券衍生产品有了法律基础。《证券法》第42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虽然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允许金融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种成为市场交易的新品种，虽然金融期货、期权等交易方式的产生还有赖于国务院的具体规定，但《证券法》毕竟从法律上根本地解除了金融衍生品诞生的法律障碍，为多种金融衍生品种的交易预留了一个出口，这无疑给我国证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双边市场的形成有了法律依据，对冲交易的出现有了制度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新《证券法》第38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引入了融资融券机制，解除了对证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交易的禁止性规定，为融资融券打开了闸门，这就为金融衍生物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刺激了对冲交易和做空机制的出现，使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从此均开始出现做空机制，最终将导致双边市场的建立。

　　在我国新证券法的格局下，一旦支持各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则得到健康有效的发展，不仅我国未来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趋势可以乐观地预期，而且困扰我国证券监管的证券交易规律与投资人观念也将会根本改观。此次证券交易制度的重大变革，将彻底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单一的状况，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多种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修改后的证券法仅仅是对交易制度进行了极端原则的修改，仅仅是解除了原有证券法的生硬限制，而这一制度的真正修改实际上有赖于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支持。在单一现货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期货交易品种的规则设计，必然还面临着期证分离的制度设计，必然还面临着信用交易结算规则的设计等等。在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多重交易市场的建立，必然还面临着多种交易规则的设计，必然还面临着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的制度协调。在具体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得到完善之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只能是某种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3. 多重市场制度改革

　　新证券法中一项重大的变革当属证券交易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变过去的单一市场原则为多重市场的原则[6].多重市场原则的确立，可以克服长期以来单一的主板市场对市场发展的需求束缚，不仅使得我国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有效满足，也可以高效地满足股权大量流动的需求，推动市场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毫无疑问，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变革和资本市场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将对中国经济未来运行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中就已经提出，在统筹考虑资本市场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满足不同类型企业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主张[7].2006年12月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提出了建立四个层次的资本市场架构，即：积极培育蓝筹股市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板；积极研究、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整合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探索和完善统一监管下的股份转让制度。

　　可见，在现有主板市场规范和发展基础上，逐步改善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结构，分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是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建立的必要途径。

　　然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来很不合理的结构， 上市公司质量问题等[8].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件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支撑，部分制度设计仅仅是针对主板市场，而缺乏对层次较低的场外交易市场等的约束。

　　因此未来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应当注意：

　　第一，进一步深化发展主板市场，主板应当定位于为处于相对成熟甚至传统产业中的大型企业提供资金。面向规模较大、经营稳定、业绩优良的发行人，准入要求高。

　　第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二板市场定位于主要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提供一种流动机制。国内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浪潮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涉足高科技领域，并通过分拆上市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板市场的建立也会促进主板市场的进一步活跃。更为重要的是，二板市场的建立为我国证券市场引进了竞争机制，会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向更高层次发展，因而最终是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改变单一的证券市场模式，设立多重交易市场体系，除主板市场外，还要加强二板市场、三板市场的建立，为不同的投资者提供不同地点交易场所，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促进市场发展。发展资本市场应在统一的管理框架下，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在统一会计准则、统一制度和严格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应允许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发挥中小企业的区域优势，建立包括主板、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我国未来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完善之建议

　　（一）积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全面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会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各项法规和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实现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单纯是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交易体制、会计制度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遵循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制度规则是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国际化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国际惯例法律规范，提高金融法规的透明度、公开性和统一性，重点是强化信息披露程序和内容的统一性，各项会计核算标准的一致性。增强国际监管合作，重点监控资金外流、资本转移以及境外机构的自我操纵，强化对境外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的监管。顺应世界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在法律上为混业经营留有余地，为最终实现金融一体化和集团化发展建立基础。我国目前与资本市场相配套的各项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规范的完善，适应了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加强建设法律法规，改进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将成为我国今后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监管。虽然我国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监管经验、监管技术、监管手段等各方面仍显不足。因此，我们在推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方面的建设。这既应该包括加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更应该包括要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跨国界信息交流存在的障碍问题，才能有效地防止资本市场风险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转移和扩散。

　　（二）树立资本市场投资者权益保护理念，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资本市场是一个以投资者为基础的市场，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也要树立投资者利益保护理念。美国学者布莱克曾经对成功的资本市场的法律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成功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法律前置条件是保证中小投资者获得： （1）准确的公司财务与经营信息； （2）对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诚信的信心（防止公司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和控股股东淘空上市公司的行为） .而要达到这两点，需要包括立法、司法、监管、中介机构甚至媒体和文化观念组成的复杂的制度网络体系的保障。最核心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拥有诚实，专业的司法，检察和监管体系；二是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多重监管组织，包括监管当局、交易所前线监管、自律组织监管、中介机构审计、媒体舆论监督等[9].有学者根据供给结构的差异，将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模式分为三类：市场诱致的自然演进型、政府强制的行政主导型以及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利益共同主导和驱动制度演进的混合型[10].从上述三类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资本市场明显带有的行政主导色彩，正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行政干预特点，使得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上一些基础性、技术性制度依然存在重要缺陷，如交易保证金制度、证券交易账户管理制度、证券交易结算制度、市场监管制度和市场布局等多个方面，导致了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不足、市场自由与行政规制关系不当、市场发展缺乏科学论证、程序性原则缺失等诸多问题的存在。这些缺陷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去解决。

　　（三）建立完善可行的资本市场违法行为民事制裁机制

　　事后法律制裁制度是保障市场秩序的最后屏障。证券市场与无形的商品交易市场一样，其基本秩序最终依赖于法律的强行性制裁制度来保障。我们认为，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不仅要有完善有效的市场化制度，而且要有刚性而严密的法律制度。应当说，事后法律制裁制度需要有相关的执法队伍，需要有完善可行的执法可能性，需要有一定的执法成本，因此控制证券市场秩序应当慎用执法资源。实际上，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过许多有法不依的情况，例如通海高科在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行为，又如亿安科技在交易中的操纵市场行为。对此类违法行为制裁并无法律技术障碍，证券监管部门仅仅是为照顾违法当事人的利益才牺牲了证券市场法制的严肃。不仅如此，在我国证券市场执法中，还始终存在着重刑事制裁、重行政制裁、轻民事制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刑事制裁仅仅适用于严重的业已构成犯罪的证券违法行为，它仅仅能够保护证券市场的最基本秩序，行政制裁仅仅能够对违法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惩戒作用，而只有民事制裁才具有补偿受害人实际损失和惩戒行为人的双重作用。正鉴于此，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部门在了解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秩序时，往往将我国证券执法部门对于证券违法行为的民事制裁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情况看，有以下两类规则将是我国法制发展的重点：首先，是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规则，此类行为并不同于持续性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其行为构成要件包括：各行为人具有过错（有学者认为对发行人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行为人从事了虚假陈述行为并且符合重大性标准，行为人依据其虚假陈述取得了发行资金，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等四项。而在我国目前的诉讼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受诉行为属于违反持续性信息披露中的虚假陈述行为。此类违法行为不仅构成要件与前者不同，而且上市公司也并没有取得骗取发行资金的问题。这显然与我国的相关立法文件之疏忽有着重要的关系。应当说明的是，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行为规则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法律完全应当在其基础上发展起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也适用的反售股欺诈规则。其次，是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规则，此类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具有故意过错，行为人从事了操纵证券市场的各种行为（其各种行为方式的列举将形成次级的构成要件规则） ，受害人受到了实际损失，违法行为人行为与受害人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此种行为控制规则的完善应有三项可完善之处：一是完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认为现行证券法对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客观表现形式的规定有待完善，我国台湾的法律规定要更为合理；二是要完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解释规则，我们认为现行法可以参照美国法中的欺诈市场理论概括出该因果关系之要义；三是扩展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概念包容性，使之不仅可涵括我国原有的各股操纵行为之要件，而且可以包括我国未来的操纵股指行为之要件，甚至包括我国未来市场中现货与期货套做操纵的行为要件。（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注释：

　　[1]董安生。 双边市场与对冲交易的影响、挑战与前景[ J ]. 河南社会科学， 2007， （3） ： 91 - 96.

　　[2]董安生，张保华。 缺失的合同效力规则——论关联交易对传统民法的挑战[ J ]. 法学家， 2007， （3） ： 59 - 66.

　　[3]刘道远。 外资并购中垄断的认定及民事责任研究[ J ]. 法律适用， 2007， （11） ： 45 - 49.

　　[4]刘慧敏。 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战略选择[N ]. 证券市场导报，2006 - 09 - 26.

　　[5]黄运成，葛蓉蓉。 股票发行制度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的改革实践[ J ]. 国际金融研究， 2005， （2） .

　　[6]董安生。 我国资本市场变化与相关制度的完善[ J ]. 资本市场，2007， （11） ： 27.

　　[7] 2004年1月31日。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8]曹凤歧。 建立和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J ]. 中国金融， 2004，（7） ： 42 - 43.

　　[9] Bernard S. Black， 2001，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Preconditionsfor Strong SecuritiesMarkets， UCLA Law Review， vol. 48， at781 - 858.

　　[10]科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 ].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275.

　　董安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