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原则，在法律上的诚信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诚信，是将最低限度的道德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是一般诚信的法律化。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本质是，法官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扩张性解释，并依其处理一些特殊案件，以实现个案处理结果公平，正义之目标，从而对法律进行实质性发展的能动性司法活动。之所以将其本质做以上定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价值理念的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是现代民法价值理念的体现，现代民法的理念价值——实质正义是历史的产物。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19世纪的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的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造成当事人之间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迫使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必须面对现实，抛弃近代民法的形式主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20世纪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所共同面对的难题，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此社会经济背景下应孕而生的。其经过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不断挖掘，被予以重新解释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最终从近代民法中的契约原则上升为民法的基本原则，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法理念——实质之义。逐渐取代近代民法概念形式主义过程中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体现之一。现代民法实质正义的理念的形成，促进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诚实信用原则则全面贯穿了实质正义的精神。现代民法理念的形成与相应的立法的出现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互相促进，互为条件。贯彻实质正义精神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客观上体现为两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即社会妥当性。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必须以这两点为价值目标，其本质体现为公平、正义。

2、解释过程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首先是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社会生活条件在法官上涵盖范围的无限性以及其时间范围内的千变万化，与体现了认识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成交，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对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予以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时间上随时根据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致使成文法存在“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局限性。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数成文法国家采取及时修改有关法律条文这一措施外，大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明确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承认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框架”概念通过法官对这些“框架”概念来适用，以处理各种难以预料的社会现象。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制度来看，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即法官通过司法活动直接进行的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中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法官对法律作出相应的解释并以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的，因此对作为“框架概念”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首先是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过程。

3、具有能动性

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能动性，这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弹性规则和强性补充规则的特点所决定的，立法者为弥补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的“框架”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确。有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乃属于白纸规定”、“无色透明”，也就是说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无所不在。只要在适用成文法的过程中出现漏洞与不足，诚实信用原则的补充作用就会被运用和体现。这也决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在民事活动中，其具体体现为：无论当事人是否约定，诚实信用原则都是约束双方当事权利义务的当然条款，使当事人不仅要承担约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这种强制的补充性义务，并且当事人也不得约定排除适用，即使约定排除，其效力也归于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讲，诚实信用原则是当事人进行任何民事活动时，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当然组成部分。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首先应尊重这种体现为民事权利的私权，并当然地适用作为私权表现形式的诚实信用原则，不须以当事人是否明确作出意思表示为标准，因此，法官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具有能动性。

4、补充性规则的存在

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质是发展了现行法、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补充性规则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决定这些规则只能处于补充性的地位，这种补充地位是相对于其它现行法规而言的，这就决定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只有当现行法律规定没有规定如何处理，或者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处理，会造成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的不公平或使社会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并依据某种价值观念，判断标准对其做出相应解释后，继而做出裁判。因此法官做出这种判决的实质依据是某种价值观念，判断标准，而不是已有的法律条文。而依据这些价值观念，判断标准所作出的审理结果，无疑是不可能依据其他已有法律条文所能达到的。总之，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无论是在审理依据上还是在审理结果上都不同于适用其它现有的法律条文，并且在审理结果上应优先于现有法，否则有背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