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判大会衰而不死,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3月16日,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大会在江南街道办举行。不少群众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大会对张某、戚某、欧某等8人妨害公务罪进行了集中宣判,依法判处张某等6-8个月有期徒刑,其中两名情节较轻者适用缓刑。
本期推送何兵老师一篇旧文,讲述了公判大会的往事。从而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公判大会”衰而不死,是为何故?
何兵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民司法的公判大会,是梁柏台从红色苏联引入的。
他曾在苏联的伯力省法院充任审判员,回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任司法部长(梁柏台:1899-1935,浙江新昌人。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历任司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副部长、部长、内务部副部长等职。人民司法创始人之一)。
一次,项英和何叔衡讨论,如何处罚一位干部?群众控告他官僚主义严重。梁柏台提议参照苏联的公审,既教育本人,又教育大家(苏联的一种旨在预防犯罪、具有公众法庭性质的社会组织。设立于各企业、机关、学校、集体农庄和农村定居点、乡镇等。
其成员经公开选举产生,职能是审理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案件。处罚形式包括:同志式警告、公开谴责或训诫、罚金等。
1977年3月11日,《同志审判会条例》(共5章24条)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施行)。项英派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主审,邓子恢陪审。
在最高法院门前搭一个台,不用诉讼的方式,而是召集群众,公开批评教育他。(周月林:《回忆梁柏台》,《新昌文史资料》第四辑,新昌县政协,1988年)
最初的公审,温和随意,群众可以旁听,有权发言,庭上庭下,热烈互动。后来变了味,捅了纰漏。
1930年12月,红军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主席填词赞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毛主席不想杀他,计划让他到红军学校当教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1年9月在江西宁都成立)。
一个月后,召开祝捷大会,群众要求公审张辉瓒,增强气氛。毛叮嘱何长工,一定要保护好张辉瓒。结果公审过程中,局势失控,群众硬从红军手里,抢走张辉瓒,当场将他处死(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
苏区和延安,文娱生活匮乏,公审是一出万人空巷的大戏。延安最戏剧性的事件,是公审黄克功。他因情感纠纷,枪杀了陕北公学的学生刘茜。审判台搭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千头攒动。
审判长是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抗大和陕北公学,推出四位陪审员,—延安强调人民参审。抗大政治部胡耀邦、高等法院检查官徐世奎等,担任公诉人。人民司法早期,没有或缺少职业公诉人,群众和单位可以公诉。
黄克功最后陈情:“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的战友们,流下热泪,请求留他一命。但雷经天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黄克功愣了一下,马上举起胳膊,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完口号,他被架向刑场。
像戏剧里那样,这时延河边一匹快马,飞驰而来,—毛主席来信了!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会场。但毛主席没有命令刀下留人。信中说:中央与军委,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黄克功和雷经天,事先都给毛主席写过信。他的死刑是中央和军委定的,不是法庭定的。依据的是党和红军的纪律,不是法律。庭审,是一出法官、检察官合演的秧歌剧。
“文革”期间,公众和私人生活,都有表演性。公审作为法律戏剧,在全国城乡遍地开演,被夸张到极致。与延安不同的是,公审不再审理案情,公审大会变成公判大会。
南京的方子奋,回忆他1970年参加的公判大会:我被押到台上,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让我抬头“亮相”……
五台山体育场,少说有十万之众。大会结束后,十几辆敞篷军车押着被告,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于干道两旁。前面六辆死刑刑车,五花大绑的死刑犯,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11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
亮相,风中摇曳的亡命牌,六辆刑车,30万观众,公判大会进入颠狂状态。但即令如此,人性的光辉,仍不经意地闪烁。作者回忆,押我上台的瞬间,一个军人在耳边低语:“我们一架你,你两条膀子马上要挺起来,下面随着我们的力量往前就行,千万不能松劲,不然膀子会吃不消。”
1980年复查确定,1970年南京处决46名的“现行反革命”,全部为冤杀。(方子奋《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4日)
文革时期的公判大会,以其宏大的场面,夸张的姿态,气壮山河的训词,触及着众生的灵魂。资料中我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公判,是1968年3月天津军管会办的。除总会场、主会场外,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各地分会场直播,总计160万人。
有的犯人被吓瘫,由医生隔着裤子,注射一针吗啡,使其兴奋起来。据大会组织者说,从筹备、预演到会后总结,前后需要一个多月,每次都有千人以上公安干警参加。(许恩荣《征途:一个平凡人的奉献》)
最具战斗氛围的公判大会,发生在秦岭深处的宁陕县。1970年,全县人口不足四万,县城仅三五千人。县军管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公判大会前,县中队战士早早在宁陕中学操场城墙四周制高点,架上了机关枪,两人一组,趴在地上,机枪火力可以控制整个大会会场。(同上:郑鹤鸣《小县城的“一打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