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是对法律和历史负责 （转载自人民法院报）
湘潭大学研究生遇害案二审维持原判一人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 一人被判无期徒刑
疑罪从无是对法律和历史负责
许 辉
湘潭大学研究生遇害案从案发开始就受到广泛的关注，此后数年在侦查和诉讼阶段一波三折的过程更是被传播得沸沸扬扬。人们期待案情能大白于天下，更期待案件能客观、公正地审判。随着终审宣判的法槌敲响，这起校园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是，这起案件留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对于当事人和被害人家属来说，或多或少还会存在一些遗憾；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或许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理解。
就在该案一审宣判后，曾经的死刑犯曾爱云被释放出来。但曾爱云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要求还他一个彻底的清白。二审“维持原判”的结果，对曾爱云而言，或许有点不清不白，但对司法而言，疑罪从无案并不能等同冤案，其中的疑点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排除，彻底的清白就难以实现，这是对法律和历史负责所应有的态度。
案件证据存在疑点，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就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司法权相互制约的具体体现，更是人权司法保障之必须。与“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恶法相比，善法的温情就在于“不放纵任何一个有罪的人，也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
曾爱云之所以被列为侦查对象，在于案发现场确实收集到了与他相关的证据，如案发现场椅子后背提取到曾爱云的指纹；地上提取到一块残缺的鞋印与曾爱云的相符；在曾爱云裤子口袋中发现一根种属与作案的棕绳一致的纤维。而且曾爱云与被害人之间因女同学李某存在情感纠纷，另一被告人陈华章也一直指证曾爱云杀人。可这些都还不足以确定曾爱云就是杀人犯，指纹可能是以前留下的，鞋印同样也可能是曾爱云以前走过时留下的，陈华章的指证也可能是为了推卸责任。这些疑点无法排除，就只能以疑罪从无原则对其无罪释放。
但是疑罪从无的疑点指向是双向的，在难以对被告人定罪的同时，也注定了无法还其所要求的彻底清白：上述证据无法得出曾爱云是凶手的唯一结论，也同样无法得出他不是凶手的结论。这是疑罪从无案与那些“亡者归来”、“真凶再现”冤案的根本区别。毕竟，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司法裁判是依据证据规则对事实进行还原，同样受认知条件的制约，能得出何种结论得靠证据说话，不能推测，更不能猜测，必须有一说一。
疑罪从无的直接目的就是杜绝冤案的发生，只有当所有的疑点得到澄清后，二者才能画等号。受落后的司法理念制约，在破案率、有罪判决率等有悖客观规律的考核指标的错误指引下，以往有些地方公检法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对疑罪的处理在以往较长的时间里奉行的是“从轻”，而非“从无”。在近年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推进过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疑罪从无已经从制度层面完全落实到了司法实践。曾爱云案就是“疑罪从轻”向“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纠偏下的具体个案体现。曾爱云从死刑犯到无罪释放，折射了其个人的不幸与幸，更突显了司法理念跑偏与纠偏的不幸与幸，是一个旧的刑事司法时代向新的刑事司法时代跨越的缩影。
司法无法给曾爱云彻底清白，这是曾经的不幸遗留下的恶果。唯有当疑罪从无理念从刑案侦查开始，以对法律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贯穿所有刑案办理的全程，摒弃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将疑点逐一排除，这种局面自会得以终结，清者必将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