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石飞的一篇短文，题目为《“刑讯有功”论》。里面阐述了刑讯有功的内涵，说刑讯有功，是因为刑讯逼供，能够用来破案，即使刑讯逼供错了，也情有可原，毕竟是为了破案么。石飞认为，这种认识在中国有着长期的传统，不仅仅现在有，不仅仅一个地区有，而且各个地区普遍存在着。他引用刑法指出，“对刑讯逼供，我国《刑法》中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制裁。”刑讯有功论“，是对《刑法》的悖逆和破坏。时代已经迈临21世纪门槛，野蛮执法当终结，任何执法办案环节上的刑讯逼供、体罚或变相体罚人犯、暴力取证，都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处。是彻底抛弃和肃清”刑讯有功论“的时候了。”
石飞从违反刑法的角度，认为刑讯有功是一种罪，因而要坚决抛弃和肃清刑讯有功论。本文认为，即使仅仅从后果角度来说，刑讯逼供也是功远大于过，也是应该取缔的。因为从后果论的角度来看，刑讯有功论的最大理由就是其后果比较好，因为刑讯逼供，可以使罪犯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彻底招供罪刑，有利于打击犯罪。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分析：
假定一个社会有一半是好人，一半是坏人，好人和坏人中各一半是意志坚强、不怕刑讯逼供的，还有一半是意志不坚强，怕刑讯逼供的。这时对一个人进行刑讯逼供，这时，有一半的可能性抓到坏人，而最终真正通过刑讯逼供使犯人招供的只有25％的可能性（意志薄弱招供）；刑讯逼供使犯人不招供的可能性也有 25％（意志坚强不招供）。真正冤枉的可能性高达50％。其结论就是刑讯逼供有功也有过，过大于功一倍。25％有功，25％无功无过，50％无功有过，不仅冤枉了好人，还放过了真正的罪犯。而在50％无功有过中，还有25％刑讯逼供未果，这时还可能出现刑讯逼供使受害者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恶果。其造成的恶果可能比罪犯导致的恶果还要严重。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不可能好人坏人各一半、意志坚强薄弱各一半那么简单。根据常情，绝大多数社会中好人是绝大多数，坏人是极少数，所以我们不妨假定一个社会中千分之一是坏人（可能还要少一些），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好人（可能还要多一些）；我们又假定，坏人和好人都分两种，一种是意志坚强的，一种是意志薄弱的，由于要当坏人，就意味着潜在的惩罚，由于长期的教育以及社会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要当坏人，必须要有意志力去突破长期的教育以及社会化的障碍，所以坏人中意志坚强的一般来说会多于意志薄弱的，他们比常人更能够经受住刑讯逼供，而好人一般来说，平时比较少经受非正常状态的考验，心理素质相对来说要差一些，因而更不容易经得起刑讯逼供，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在坏人中，十分之一是意志坚强的，而在好人中，只有百分之一是意志坚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千分之一的坏人实施刑讯逼供，万分之九的可能性有功无过（刑讯逼供抓住了罪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无功有过（刑讯逼供真的罪犯，但没有结果）；而对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好人来说，刑讯逼供往往会有99.901％的可能性导致屈打成招，而面对刑讯逼供而依然不屈打成招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0.999.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刑讯逼供有功还是有过呢？显然是过远大于功。
当然，有人会说，公安机关会根据情况，根据初步的侦查资料，对于罪犯嫌疑人进行初步的筛选。我们现在加入这一分析变量，首先假定筛选百分之百有效，假定犯罪嫌疑人百分之百是真正的罪犯，实行刑讯逼供，这时成功的可能性取决于意志坚强者或者薄弱者的比例，根据前面的假定，依然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无法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真实的口供，而只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取得真实的口供。这是最好的情况，当然最坏的情况是，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的罪犯，这时只能计算屈打成招率了，屈打成招率也会随着被实施刑讯逼供的罪犯意志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前面的假设，屈打成招率在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而不屈打成招的人，虽然只有千分之一，但是由于刑讯逼供者很可能不达目的不罢休，因此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可能性极大，其结果比屈打成招服刑更坏。
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刑讯逼供最后是否能够达到90％的功，往往取决于公安机关初步筛选的成功率。如果初步筛选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则刑讯逼供的成功率可能比较高；如果成功率是百分之零，则屈打成招率往往很高。实际情况可能在两者之间，情况到底如何，取决于公安机关破案的技术水平、人员素质、整体协调能力以及相关的意志和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刑讯逼供本身又引出了致命的缺陷，它本身只鼓励破案人员更加依赖刑讯逼供，而不依赖于提高技术、提高自己的人员素质、整体协调能力，也很难有积极性来提高自己的破案意志和积极性，因为与后者相比，刑讯逼供本身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这样，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如果刑讯逼供被当作一种 “有效”而“方便”的“破案”工具，那么可以下结论说，即使在刑讯逼供是初步筛选后实施，其初步筛选的成功率也不会很高。进一步说，初步筛选成功率的高低与对刑讯逼供的依赖度也有负相关关系，初步筛选成功率越高，刑讯逼供的必要性和需求水平就越低，初步筛选成功率越低，刑讯逼供的必要性和需求水平就越高。其结果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依赖刑讯逼供，越不投资于破案技术、人员素质等，越是不投资于后者，初步筛选成功率就越低，就越依赖刑讯逼供。其结果就是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比例越来越大，而罪犯则很容易轻而易举地逍遥法外。
刑讯逼供的后果虽然是有过远大于有功，但是人们为什么还接受刑讯逼供功大于过这种荒谬的结论呢？从权利论的角度来说，它表明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权利论认为，即使有过是好的，只要某件事情损害了人们的权利，那么这也是不可欲的。比如，减少人口，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但是是否可以以此为杀人犯辩护呢？恐怕不见得。因为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不可剥夺，也不可让渡。在强调后果论的基础上，强调权利，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强调警察首先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保护某些人的权利而牺牲某些人的权利，可能是解决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
除了权利意识淡薄之外，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还与犯罪本身的性质和刑讯逼供的性质的差异有关。在一个小范围的社会中，只要出一个杀人犯，整个社会的人都将受到震惊，只要出一个盗窃犯，所有的人都可能会按上防盗门，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真实的威胁，这说明犯罪是一种公害物品。但刑讯逼供，却不是一种公害物品，在在某个地点、某个时间，真正受到刑讯逼供威胁的，只是极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感，而以简单的方法如刑讯逼供识别罪犯，最终惩罚罪犯，就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所共同认可的适当的方法。在一个社会里，只要出了一个杀人犯，整个社会的人都将人心不稳，孩子不安心上学，大人不安心工作，到了晚上就早早紧闭家门。只要凶手没有被绳之以法，社会就不会安心。这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只要感觉上罪犯被绳之以法了，民愤就会得到平息，社会也将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法，是很容易被正当化的。当然，刑讯逼供即使因此而得以正当化，也不能改变这一结论：
从后果论角度来衡量，刑讯逼供不是有功，而是过远大于过，没有合理性；从权利论角度来衡量，刑讯逼供损害人刑讯逼供受害者的基本权利，没有合理性；根据契约论的角度来说，它的共识基础是因犯罪效应与刑讯逼供效应范围不一致而形成的，是多数人的虚假的利益牺牲少数人实际利益的典型，也是不合理的。从制度激励角度来看，刑讯逼供的轻易使用，还将进一步导致恶性循环：破案技术越来越差，刑讯逼供用得越来越多，最后是冤假错案率越来越上升。当然，从法律角度来说，刑讯逼供还违反刑法、违反宪法，没有合法性。更何况，刑讯逼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特别强调制止刑讯逼供，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刑讯逼供没有理由，刑讯逼供有功论可以休矣，刑讯逼供的实践不仅可以休矣，而且还应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严厉的制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捉拿罪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无辜者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整个社会公民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刑法和宪法的权威性；更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在新的世纪里得到真正的发展。
毛寿龙
